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研究的论文.docVIP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研究的论文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式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元初;江南;游士;干谒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12-09 　　史伟(1971—),男,国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二、游谒之地区和对象 　　 　　元初江南士人游走干谒之目的不外两个:一是求食谋生,然更多的是热中名利权势,遂行求谒干进之事。吴澄谓:“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12](卷三十一《送??太初北上》)可谓一以蔽之之言。所以,游士干谒之地区和对象,当然也是以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之求为宜,故一般集中在各地藩府和京师大都,由于元代复杂的统治结构,也有干谒宗教宗师或近侍怯薛者,而表现出“多歧”的特色,下面分别言之。 　　蒙元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尤其是占领临安后,江南州县多不战而降,凡归降地,多由原地方官留守,这于江南士人应该是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同时,或因为统治的需要,或出于对汉族文化的倾慕,总体上讲,蒙元统治者,特别是相当数量的色目人,“汉化”的趋势是大大加强了。.[13]徐明善《耐闲说》云:“北方贤士大官撤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14](卷三)这些都为士人的游谒提供了条件。戴表元《送赵生游吴序》云: 　　邑有隽者赵生寿父,……惟家世父兄尝宦于吴,今将往而涉足焉。……古人之游必择国,既择国也,而后择所与游,寿父其既有所择于吴否乎?吴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于方处州,因处州而吴之所与游尽在焉。寿父至吴,其以弟子礼游于其门,安知余三游之不能得者,寿父不一游而尽得之。[15](卷十三) 　　戴表元与方处州当是熟识的,赵寿父之父兄尝仕宦于吴,再由戴表元引荐,一谒而中的成算应是较大的。更有的游士或由于际遇之不偶,或为了趋炎附势,朝秦暮楚,辗转干谒,故杨礼《送杨子牧九江谒吴廉使序》云:“凡游都会之地者,非有折桂儋爵之想,则必贸迁废举之徒,否则挟其一技一能以自售,舍是三者,亦无因而至矣。”[16](前集卷五)是很好的总结。 　　对于许多热中干进的士人而言,京师显然是更理想的干谒之所。危素《送夏仲信序》云: 　　京师众大之区,四方之士,苟负其一艺之长,一才之善,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杭州舆陆,自东西南北而至者,莫有为之限隔。[17](卷四) 　　其盛况如此。揭傒斯《城南宴集诗后序》云:“京师,天下游士之所汇,其适然观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歧,苟轨于道,均可以著简书而托子孙也。”[18](卷三)其干谒之多方如此。故程钜夫《送艾庭梧序》云:“夫京师者,天下游士之区,富贵利达之途。”[19](卷十五)如白?、虞集、范?、揭傒斯等一时名士文章钜公皆尝游谒京师而得售。甚乃有前宋将相高官北上干谒者,方回《再送王圣俞戴溪》云: 　　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赴幽燕。[8](卷二十八) 　　“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其他人何遑他论。 　　就士人干谒之地而论,以地方都会或京师为多,若就士人干谒之人论,则多为名高望重之汉族文人学士。刘诜《送欧阳可玉序》载: 　　庐陵欧阳德器可玉,乡俊士也,告余将远游……其言曰:“士之修于身者为道德,见于外者为文学,斯四者皆可以自求,而亦当有取于人。古之君子非不可闭门息交以成其善,而或从师取友于天下,良有以也。今之王公大人居则高堂重阶,陛犴守阍,出则崇牙大癷,武夫千群,介马填拥数十里,吾固未易见也。而以道德文章重海内者其人差易见也。往年尝拜虞公于家,温乎其相接,蔼乎其相亲,然自虞公外未多识也,余今复欲涉洪都,道武昌,历金陵,抚关洛以造京师,庶几所欲见者,咸得见焉。其足有以诩予之进而策予之不逮也。”[3](卷二) 　　欧阳可玉的这段话,颇可代表士人的普遍心理,蒙古、色目之王公大臣“固未易见”,于是“道德文章重海内”的虞公(集)等人便成为干谒的主要对象。元代翰林馆阁多负荐举人才的责任[20],而士大夫荐举人才颇成风气,虞集尤喜奖掖后进。赵?《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云:“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21](卷五)一时名士如苏天爵、王守成、陈旅等皆尝得虞集提携,其余不见经传者如欧阳玄《梅南诗序》所载: 　　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