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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期刊与我国的外国文学传播的论文 文学期刊与我国的外国文学传播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多数读者和作家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学原著或是不谙外语，外国文学多是以翻译文学的形式存在的，对我国社会及文学发生影响的也主要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出版发行的单行本，一种是通过期刊报纸。所谓期刊，是指某个具体编辑出版单位，遵循一定的办刊宗旨，根据特定的编辑方针，进行组稿、编辑、印刷出版的传播、交流文化科学知识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作为近代社会出现的一种传播媒介，期刊以其定期出版的连续性，反映现实生活的及时性、深刻性、读者对象的广泛性等优势成为我国近代社会以来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根据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我国近代有文学期刊132种（1873-1918），1905年之前只有10种，122种出现在1905年之后，在这122种文学期刊中，不少期刊都登载翻译文学作品。像我国近代社会最著名的四种刊物《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都将刊载翻译外国文学作为刊物一个主要内容，大多译著各半。正是借助于这些文学期刊，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显克微支、普希金、雨果、拜伦、莎士比亚等一批外国作家首先进入了我国读者的视野。进入五四以后，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文学期刊大量涌现，成为各文学社团发表作品，宣传其文学思想和艺术主张的重要阵地。.其中《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期刊更通过开设专号等形式集中介绍某位作家或某国作品，影响比较大的像《小说月报》刊载的《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易卜生号》等。文学期刊的大量出现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大规模地进入我国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到了1934年，国内出现了专门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译文》月刊，它在传播外国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先进文学思想、促进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建国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也逐渐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轨道中。建国后国内第一本专门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外国文学类期刊《世界文学》于1953年创刊，除文革期间停刊外，《世界文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百多期，译介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外国文学传播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外国文学在新中国传播接受史的缩影，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坛的历史变迁。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翻译、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与深度还是从数量与质量来说都有了长足的提升。根据统计，从1980年至1986年，国内新翻译了81个国家的1640多位作家的3300多种作品，至1989年已达近7000余种作品。新时期以来专门的外国文学期刊也有十几种之多，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译林》、《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动态》等，从以刊载翻译文学作品为主的到以评论研究为主或以追踪报道外国文学最新发展情况的都有，可谓各具特色，各放异彩。而据叶水夫的统计，到1980年初为止，除了外国文学的专业刊物外，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其他文艺刊物和非文艺刊物，有八十余种之多（有的还出版外国文学专号）。在文革结束后的十年内，这些文学期刊起到了填补外国文学译介空白的作用，将那些拒绝在中国文学大门之外几十年的重要作家请进门，介绍给中国读者，有力地促动了外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期刊之所以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重要载体并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与期刊传播的优势分不开的：首先，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首先是通过期刊与读者见面的，期刊在传播信息的及时性方面是图书所不及的；其次，有些作品只在期刊上刊载过而无单行本出版，期刊在保存作家作品尤其是中短篇作品方面有着文献学的价值；第三，期刊提供了编者、译者、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使读者意见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从而保证了信息更好更快地传播。此外，内容丰富、传播范围广、售价低廉等特点也是期刊传播的优势所在。 　　鉴于期刊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史上的重要作用，期刊的翻译文学研究或者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就著作而言，对期刊翻译活动的探讨已经出现在一些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中。像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就设有专节讨论《新青年》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历史传统、《小说月报》发表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刊、《译文》的创办及其对发展翻译文学的作用等，在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中也出现了早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刊物、《译文》和《世界文库》等章节。在当代专门的外国文学期刊的探讨方面，《中国翻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