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红灯记》的诞生经过和故事原型.docx

 PAGE \* MERGEFORMAT 4 《红灯记》背后的故事的诞生经过 李冬梅 谷大川 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沈默君，曾创作了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多部经典电影作品，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电影《自有后来人》（与罗国士合作）。根据这部电影改编的京剧《红灯记》，作为文革时期的八出革命样板戏之一，至今仍传唱不衰。那么，这出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故事的原型来自哪里，却鲜为人知。 沈默君，笔名迟雨，安徽寿县人。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一直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曾任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广播电影电视部专业作家，一级编剧。1961年后，他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此后的作品有《台岛遗恨》、《自有后来人》（后改编为现代京剧《红灯记》）等。 1958年，国家中直机关大批“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其中包括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电影编剧沈默君。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他去哈尔滨搞创作。1962年3月，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交给沈默君创作关于鄂伦春人翻身解放的剧本的任务。在采访时，沈默君收集到一些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与敌人斗争的故事。特别是一位北满铁路抗联交通员送情报的故事，给沈默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2年5月，沈默君被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催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写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了那个北满铁路抗联交通员的故事。 就在沈默君写作《红灯记》的过程中，曾与他同在850农场患难之交的罗国士连连来信，要求来长影，在沈默君身边写作他的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经过沈默君的帮助，罗国士来到了长影，与沈默君同住一室。由于时间紧迫，为了赶任务，沈默君写一场，罗国士帮助抄一场。在抄稿时，罗国士又作了某些文字润色。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合作，终于完稿。作品完成后，取名《自有后来人》。剧本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将其拍成电影。文化大革命中，被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 现代京剧《红灯记》虽红极一时，然而，其故事原型却一直是个谜。为破解《红灯记》故事发生地的谜团，笔者曾辗转走访到黑龙江鸡西市的一位七十二二岁老人宫兴禄。根据老人所掌握的档案资料，证实《红灯记》的故事有可能发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下属的鸡东县东海镇。剧本的主人公李玉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来到东北，曾多次被捕，最终有可能被日军杀害。 宫兴禄老人在退休前是鸡西矿务局运销处的高级工程师，原籍黑龙江省密山市档壁镇人，1955年考入燃料工业部鸡西煤矿学校（黑龙江矿院前身），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工作。文革时期，他被调入鸡西市革委会的清查办公室帮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当时的绝密档案。 当年的清查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机构，职能是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隐藏在国民党和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的档案资料。宫兴禄老人说，战争时期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迫于生计在伪满政府做事或者是曾为日本人服务，但本身并没有血债；还有一些是热血青年，投身抗日地下活动，被日本人抓住后，为了迷惑敌人假意投降，表面上应付敌人，暗中仍然为地下组织提供抗日情报。对于这两种身份的所谓汉奸，清查办的工作人员查到后，按照当时的政策，尽量采取“不上报、不声张”的办法压下来，避免一些人受到不必要的冲击。当时的东北，以这样的身份从事抗日活动的人士不在少数。历史中的李玉和，即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约1970年前后，宫兴禄接到了一部分由吉林档案馆转过来的档案。在这部分档案中，他发现了李玉和的名字。宫兴禄回忆说：“这是在当时很常见的外调材料，提供了五十多个人的名字。这些人中许多人从事过地下工作，有的有投降经历，后来下落不明。”其中，一张摘抄卡片上这样写着：“李玉和，原名张玉和，失踪时三十八岁，八路军情报员，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38年被派到鸡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当时，现代京剧《红灯记》已经风靡全国，李玉和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宫兴禄说，李玉和的经历在当时非常典型，曾被捕，表面上与日本人互相利用，实际上暗中为地下组织提供材料。而在另一份敌伪档案中摘抄的卡片显示：李玉和，又名张玉和，某年某日在鸡宁（现鸡西）东海区（现东海镇）被捕，多次被“处理”，后被“严重处置”。宫兴禄解释，“严重处置”有可能是被处决，有可能是日本人发现李玉和不受利用，所以将其杀害。 　　当年，掌握了绝密档案的宫兴禄已经意识到这个李玉和就是《红灯记》的原型，但出于保护当事人的心理，如果李玉和碰巧未被处决，仍然健在，有可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他将这份手抄档案压了下来，放在档案柜的最底层。1972年，宫兴禄将档案材料转给了鸡西市史志办，他本人则回鸡西矿务局运销处工作。 　　宫兴禄认为，《红灯记》开场李玉和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