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企业家涉罪.docVIP

PAGE  PAGE 10 如何看待企业家涉罪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得好：企业家必须位于社会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在当下，可能没有人会否认，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企业家必然位于社会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问题是，我们也往往看到许多涉及企业家群体的负面报道：随着我国反腐运动的不断推进，大量贪官的落马，也牵扯出大量参与权钱交易的商人。有人统计了2000年-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大约95%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 　　最近笔者读到《精英的沉浮――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新书稿，其中记载了28位中国企业家精英商海沉浮、犯罪翻船的故事。不过，这种案例集容易使人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留下一种负面的印象。我们在看到犯罪企业家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时，也要让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众多企业家犯罪的成因很可能与政府法规政策这种“天??”有罪有关，甚至与不当司法或者贪赃枉法有关。在28位企业家犯罪故事中，其实部分企业家是否真的就犯了相应的罪行，也还是有争议的。比如顾雏军案就是如此。 　　我们需要以平衡的心态观察中国企业家，既要避免只看到企业家的正面形象，也要防止只注意其负面因素。我们需要对照政府、企业家阶层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人的形象”和行为来评判企业家的“人的形象”和行为，从而既避免盲目高视企业家，又防范片面贬抑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犯罪，既要看到“天条”和代表“天条者”的可能不足，也要看到企业家个人行为的可能不足。 改革开放之前挣钱几乎就是罪 　　中国的商业传统源远流长。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我国的商人阶层几乎绝灭。“文革”结束时，个体私营经济已丧失了合法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形式几乎消失殆尽。据统计，到1978年，当时全国个体劳动者只有14万人，全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在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观念是，差不多挣钱就是犯罪。个体经济活动被罪恶化。个体经济很容易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或者定性为“投机倒把罪”。 　　《精英的沉浮》一书中的28位企业家之一、“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年广久最初就是非法生存。年广久曾经三次因为经济问题被抓，其实都是因为“投机倒把”。他最后一次即1989年以经济问题被抓，按流氓罪被羁押，实际上仍然是因为“投机倒把”，最终因为邓小平1992年在讲话中提到其大名、再加上其经济犯罪本来就不成立而被提前释放。 　　很多企业家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本而获罪，尤其是当法规政策这种“天条”有罪的时候。在《精英的沉浮》一书中，除了“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之外，还有集中国“首富”与“首骗”名号于一身的牟其中都因“投机倒把”而获罪。石油大王龚家龙1988年之前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国企经理，在双轨制经济与计划管制的时代，他以“物物交换”相对原始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换购汽车、倒卖湖南香烟以及经销紧俏商品冰箱、洗衣机等，赚取暴利，被视为“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也就是大腕倒爷，却也因此遭遇“投机倒把罪”审查整整一年，最终离开国企。 “天条”有罪是首要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之一，就是企业家群体的重新崛起。但是，即便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各种与工商业有关的活动被罪行化，到处是雷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体现为缓慢的去罪化或者轻罪化过程。这个过程目前仍在继续，但很缓慢。 　　把“投机倒把”定罪的“天条”是反自然法的，是不符合自然正义的，因而“天条”是有罪的。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以前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变为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投机倒把罪”罪名。 　　但是，我国政府的法律体系总体上相当混乱，国务院1987年制定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作为下位法，直到2008年1月才由国务院废除。根据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观点，取得他人所有权的正当手段有两个：一为交换，二为赠予。两者均符合自然法。由此看来，所谓“投机倒把”是符合自然法的。它属于你情我愿的交换，是取得他人所有权的正当手段。另外一个正当手段是赠予。“投机倒把”者实际上只是套利者，所有交换者都是套利者。他们都涉及“逢低吸进，逢高抛出”的操作，属于非常正常的商业活动，属于“套利企业家”的行为。 　　有罪“天条”的另一个重灾区是金融领域。我国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长期以来推行严格的金融抑制政策，整个金融体系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优先为国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整个政府部门保护国有垄断，歧视和抑制民营金融机构，打压企业自组织融资。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编制的《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所选取的全国677名民营企业家犯罪共涉及51个具体罪名，其中与融资有关的罪名有13个，包括：虚报注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