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伙企业法》中“信赖规则”适用的若干问题.docVIP

PAGE  PAGE 12 我国《合伙企业法》中“信赖规则”适用的若干问题 　　摘 要：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多数国家立法确立的共同规则。但对有限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的法律后果，美国制定法有明确的规定，德国法则没有明确规定，只能通过代理制度进行确定。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立法蓝本借鉴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而对有限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的法律后果的立法模式却类似于德国。尽管我国《合伙企业法》确立的“信赖规则”移植于美国，但其适用范围不能解读为与美国相同，应该进行限制性解释，即只有在有限合伙人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交易构成表见代理时，方可适用。 　　关键词：信赖规则；适用范围；表见代理；合伙企业法 　　2006年，我国对《合伙企业法》进行全面的修订，首次确立了有限合伙这一新的合伙企业形态，标志着有限责任在我国由公司法人向非法人企业的转变。从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实施情况来看，我国立法以“信赖规则”限制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范围问题，即适用于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所有行为，还是部分行为？二是“信赖规则”适用的结果问题，即有限合伙人与第三人实施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如何承担？本文尝试以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为视角，结合美国“信赖规则”立法本意，探究我国“信赖规则”的本质，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有益于我国“信赖规则”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对我国《合伙企业法》限制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解读 　　我国《合伙企业法》在2006年修订之前，我国合伙企业其实只有普通合伙企业一种形态，关于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经营问题，无论《民法通则》（第30条）还是《合伙企业法》（第2条）都采取强制性限制的立法原则，即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必需“共同经营”。实践中，合伙协议如约定部分合伙人只“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而不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则视为是对限制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强行法的违反，通常将合伙企业与没有实际经营合伙???务的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视为借贷关系，即只出资而不共同经营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则不具有合伙人身份。立法之所以作出此种限制，显然是对“隐名合伙”的否认。立法对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的强行性限制，并不表明合伙人必需亲自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可以将对合伙事务的经营委托给其他合伙人或者非合伙人，如《民法通则》第34条之规定。 　　2006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事务的经营问题仍然实行限制的原则。但对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人经营合伙事务的限制，则分别采取强制性限制和禁止性限制两种截然相反规定，即合伙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执行，而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的执行。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7条和第68条即为限制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具体法则。但是，我国立法对于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禁止性限制规定，只是表明有限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并不享有“法定执行权”，而不是说明有限合伙人不能成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执行人”。 “在有限合伙法中，普通合伙人拥有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权以及对外代表权，有限合伙协议或者普通合伙人一致同意、追认、默认可以重新分配有限合伙的经营权，从而使有限合伙人获得有限合伙法明确认可之外的经营权。”[1]。 “法定执行权”与“实际执行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理论上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可以不需要另外授权而当然成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人，其代表合伙企业对外实施的行为对合伙企业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但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不是必然成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执行人”，因为“法定执行权”可以依法放弃或转托他人。因此，“法定执行权”与“实际执行人”两者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2）对于合伙事务的执行，无论从执行合伙事务自身的正当性，还是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性，无疑均应要求执行人以享有执行权为必要条件。但“实际执行人”所享有的执行权，可以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即“法定执行权”，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享有的执行权即属于此类。也可以来源于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共同授权，即委托执行权。 　　综上所述，对于《合伙企业法》第68条立法目的，仅对法条进行文义解释，该条的立法本意似乎是限制有限合伙人“法定执行权”，此种解释符合执行有限合伙事务的基本法理，即有限合伙人没有“法定执行权”为世界各国之通则。但是，有限合伙的“法定执行权”规则，《合伙企业法》第67条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即使立法为避免实践中对有限合伙人“法定执行权”问题理解出现分歧，确有进一步立法必要，对于同一性质的问题也不亦用两个法条重复规定，应该将《合伙企业法》第68条的内容作为第67条第2款，这样才能更准确的理解其立法本意。我国立法之所以用两个法条对相关问题进行规制，立法目的应该非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