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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的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的论文 现代工人……，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深沉地降落到他们自己阶级的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k·马克思f·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得税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付税后的收入超过24000美元的只有70个人！ 　　　　　　　　　　　　　　　　　　　　--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 　　　　　　　　　　　硬道理：发展的公众参与及成果分享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条硬道理不仅被饱经忧患的中国历史屡屡证明，也被政府和公众所广泛接受，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得生存，求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期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一样，会把大家拉到一个更加令人神往的未来，每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增加，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会得到提高。然而，历史同样无情地证明，在每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好处并不会像阳光一样自动地普照到每个人的额头。总有一些人会被“发展之车”遗忘，他们也许是你或我，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人，但无疑地都是一些处于弱势群体的人。 　　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基础不仅是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的协调与否问题，它更是而且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问题。一方面，近年以来社会治安状况的严重恶化，流动人口犯罪等问题的出现不能说与此无关。.因为，一旦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处于绝望状态之中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出于反弹或者仇恨心态而爆发的破坏性力量必将会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水中之月。另一方面，困扰经济发展的低水平的买方市场或者说低水平的“过剩经济问题，实质上就是由于社会财富也就是支付能力被少数群体所掌握，而人数上更为广泛的群体空有庞大的需求却无相应支付能力而造成的；是因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而导致的有效需求远小于供给能力而造成的相对过剩。因分配而导致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脱节，打断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事实上，人的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有限的是支付能力。在支付能力充足的前提下，需求不足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问题。 　　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西斯蒙第就已经指出，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用于储蓄，而穷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收入分配过于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就会使整个社会的积累过多，而总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妨碍经济增长的局面。 　　有学者把过剩经济的特点归结为四点： 　　1，当某种社会需求产生时，供给经营可以以更大的规模产生； 　　2，价格变动已经难以调整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相当多的生产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 　　3，供给方的利润普遍被压到银行利息率以下，但资本已经难以找到更有利的领域可供转移，唯有通过继续追加投资和扩大规模，通过过度竞争的方式把其他供给者排挤出局以维护自身利益； 　　4，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力量更为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正是这种过剩经济，形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经典现象：一端是处于生活最低线下的大量赤贫人群在眼巴巴地盼着能得到食品、住房、医疗和其它服务；另一端是大量的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因为卖不出去而不得不销毁的商品。需求乏力的经济何来持续增长的动力？没有和供给能力相适应的需求增长，商品的价值到哪里去实现？资本又如何增值？ 　　刘易斯、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效率优先论的经济学家曾经津津乐道，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也是经济增长初期的结果。这一观点是支持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理论依据。可是，80年代以来，所有非洲、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都极大地拉大了，两极分化超过了发达国家,然而它们的经济却并没有被刺激上去，而是越刺激越糟糕，社会也发生了动乱。实践已经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并非是库兹涅茨倒ｕ型假说那么简单。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需要社会各阶层相互配合才可能得以实现的目标。而广泛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分配,是社会各阶层相互配合相安无事的前提。这也是一条硬道理，并且应该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一个基本常识。 变异的收入分配与社会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态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5年，我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5.5%,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国民收入的47.5%。对1990、1992和1995年三年我国贫富差距的简单比较，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的财富在不断地流向最富有阶层，而不是贫困者，也不是中间阶层。相反，除了最富有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在财富占有中的地位都呈下降态势（表1）。与此同时，我们在迅速推进住房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