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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历史：诗与典 　　茆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用典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自有文人诗出现，就有了在诗歌中征引古事、旧辞的历史。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用典也像其他诗歌技艺一样，由最初的简单、粗疏日趋复杂、精良，特别是魏晋六朝以后，用典的技艺已日臻成熟。延至宋代，“以才学入诗”成为写作的时尚，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歌纲领，更是使用典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潮流。在这样的风气导引下，诗歌中来自语言历史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源自诗人对外部世界观照的东西愈来愈少。许多古典诗人的诗常常变成了比试学问和记忆力的校场，或者干脆成了储存前人诗句和历史典故的仓库，在他们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新鲜的情事，读不到新鲜的话语。　　用典的上述特征似乎背叛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学常识，即“文学是来自生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源泉”。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钱锺书先生会在《宋诗选注·序》里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那段重要的文字：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①　　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补充道 ：“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它可以作为我们创作的继承和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在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引用了伟大领袖的话之后，钱先生紧接着批评宋诗道：　　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地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遍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笼罩着后来的元、明、清诗。②　　一个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的理论，一个是著名学者具体明确的指责，这样看来，似乎宋诗的用典问题，已经是盖棺定论了。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古典诗歌用典的原因、方法和效果，我们或许会发现事情也许并非简单到可以很轻松地就下一个结语的地步。　　古典诗人用典，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两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身不由己，一个则是有意为之。前者指的是先在的语言对诗人的遮蔽，使得他们无法超越沉积在话语历史长河中的言说方式或言说结构而从事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创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语言问题，这种转移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观念的转变，人们不再固执地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了，而是将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意义载体的符号上升到本体的位置来予以对待。正如卡西尔所说：　　人不再能够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③　　尽管话说得有些绝对，但毕竟表明：人们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较之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有了一次质的深化。钱锺书说：“嗜习古画者，其观赏当前景物时，于前人妙笔，熟处难忘，虽增契悟，亦被笼罩，每不能心眼空灵，直凑前景。诗人之资书卷、讲来历者，亦复如此。”④学习一种语言，也就自然不过地会接受千百年来沉积在语言中的其他内涵。换言之，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内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即指出：“一个民族可以将一种不大完善的语言用作工具，构成它起初并非想到要形成的思想，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⑤因此，就像卡西尔说的那样，在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澄明的空间，因为语言，而且是包含了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化意义的语言，横亘在其间，遮蔽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望。如此一来，对诗人而言，“去古益远，学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题”⑥，就变成了诗歌创作中无法回避和无法摆脱的命题。　　至于说到“有意为之”，指的则是古典诗人们为了跳出言说的困境而采取的语言策略。如何在一个字数的多少、篇幅的长短和格律的宽严都已明确到无可通融的压抑的诗歌话语空间中求得生机，或者，更进一步，求得解放，一直是古典诗人所困惑和所思考的问题。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散见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的典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由于环境、动机、人物关系等背景材料都已蕴含于典故之中，详细的解释就被简略的暗示所取代了。当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地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