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散文专辑.docVIP

PAGE  PAGE 10 “三八”妇女节散文专辑 　　我的学生们 　　□王小妮 　　他们都坐在下面，男女生各一半，新拿到的名单上姓名排列整齐，只能显示是41个人。名单还对不上那些刚被军训晒黑的脸，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太年轻太青春了。2008年的大一新生，通通生于上世纪90年代。 　　我的学生们，历届一样，当中总会有三分之一人木讷寡言，甚至僵硬枯燥。直到学期结束，我都没能找到更自然合适的机会和他们交流，感觉很难和那部分人接近。教室前后各有一扇门，通常，老师的活动区域多在前门，总有学生一听到下课铃立即闷头收拾，快速从后门离开。这其中会有几个女学生最沉默最边缘，她们默默地溜进教室，默默埋头坐在后排角落里，默默把自己的作业反扣着，夹在别人作业的后面。 　　在我任职的这所大学里，学生大半来自农村，其中超过半数学???的家长离乡打工，孩子们独自留在乡间读书应对高考。我的学生中，主动选择学习我们戏剧影视专业的不足百分之十，余下的都是被“调剂”过来的。会有性格活跃的学生把下巴搭在讲台上问：老师啊，学了这个专业，我们将来能做什么，我们有未来吗？经过了一段时间，大约一半的学生会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理由很可能是“好玩”。 　　我们在课上讨论时事新闻，讨论好莱坞的模式化，讨论《疯狂的石头》，讨论正在失去原始活力的成语，这些中国最年轻的知识分子中，不缺少格外热衷于表达个人观点的，而同在一间教室里，我一直留意着我始终接近不了的沉寂着的那个部分。她们就像摆放在教室后面的、随意就会被忽略的几件道具。我非常不喜欢滥用教师的权威，强硬地要求学生去做什么，也因为这样，我很难了解我学生中的每一个。 　　和那些兴冲冲的、野心勃勃的，或者还时刻心怀挑衅男大学生相比，除了穿着打扮的不同，把这些沉默着的女学生搁进上世纪30年代的课堂上也毫不突兀，有时候，我这么想。 　　有一次，偶然问起哪些同学还从来没进过电影院，41人中有6人举手，我认真看了，举手的都是男生。我相信一定有女生不愿意举手，不言语的人常常有更强的自尊心。 　　一个没课的晚上，忽然接到班上同学的电话，非常着急，说她们几个女生正在火车站，班上的黄菊同学退学了，准备回陕西乡下老家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现在人已经上了火车，突然得到消息，复读涉及到要把迁到大学的户口迁回老家，她们紧急向我求助。我完全不懂迁户口的程序，也记不得班上哪个学生叫黄菊，除了着急，除了担心回到乡下中学复读的风险，一点都帮不上忙。电话那边一阵慌乱就挂断了。我赶紧搜索对这个学生的记忆，只找到第一次课上收到的纸条中有署名黄菊的。我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书。她的回答：路遥的书，《平凡的世界》。我的问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回答：《背着爸爸去上学》。字迹非常工整，那次课上，我的问题还有：你是否来自乡村。这一条她没有回答。第二天上课，大家说新闻的时候，有女同学起身说：我们班上发生的新闻是，黄菊同学退学了。她没说上几句就哭了。比起国内国外所有新闻，关于黄菊的消息在那个上午，对我们最有震撼力。她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我只能对学生们说，不能这么轻易就想到退学，这么重大的决定要尽量征求更多人的意见，从乡下考上大学多么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这事儿，我觉得我也有一份责任，对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学生，我应该更主动。 　　一星期后，班长告诉我说，黄菊决定返校了，现在人已经在返程火车上，她申请复读不成，在家里考虑了几天，决定回来。班长还说：老师，下次课你准能看见她。再上课,我特地带了一小袋椰子糖，但是，没见到黄菊。又过了一星期，课间休息，有个矮小的女生过来说：老师，我是黄菊，谢谢你的糖。哦，是这张面孔，我是熟悉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她叫黄菊，更不知道她的内心都经历过什么。接下来，全是我在说些没用的话，她就是默默听，默默点头。铃声一响，她又回到教室后排，从此，跟什么没发生一样。只有我专门往后排搜寻，才能看见她那张很容易变红的脸。我很惊讶，中国人记忆中传统妇女身上的含蓄、闪避、羞怯、温良、坚忍，在这个生于90年代的女学生的身上，居然都没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2008年这个学期，我发现，我的学生们特热衷于鼓掌。虚假的励志和激昂的空话最容易引来掌声，有时候热烈得莫名其妙。课间，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爱鼓掌，男生们会侃侃而谈，一大堆大理论。两次问到不同的女生，都是半扭开身子笑着说：不知道哦。 　　经常，我能感觉到那些男学生们和教室外的那个社会更接近，他们正学习着工于心计、左右逢源、讨好奉承、把握机遇。而大一女生们，无论活泼的、沉默的，都能透出更多的纯粹洁净，保留着一点“发傻”的理想主义。我不认为这是教育的结果，更希望它源于女人类的某种基因残留。 　　2007年秋天的那个学期，有一次刚下课，正有学生和我说话，一个女生快速经过讲台，放下一张纸条，还没来得及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