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治”理念不成立.docVIP

PAGE  PAGE 6 “媒治”理念不成立 　　相比较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治、德治、人治和礼治，“媒治”算是个新名词。2010年4月13日，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的节目评论中推出了“媒治”这一新概念。他解释说：“什么叫媒治呢?就是媒体治。因为传媒只要报道了，迅速地就能反映。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言一出，引发许多议论，《新京报》还将其评选为时代热词之一。 　　“媒治”一词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当今某些社会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贪腐类的不法行为，因传媒的曝光而被纠举惩处；民生疾苦的问题因传媒的报道而被重视解决；个人苦难的问题因传媒的放大而得到缓解消除。传媒在我们眼下所处的时代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里的“治”，是“治理”概念的简化。 　　然而，据此以为“媒治”是疗治当前众多“社会病”的一剂良方，并将其作为一种理念加以肯定或提倡，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现存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一、“媒治”理念不合理 　　 　　在“媒治”的理念中，传媒被视为正义之神，传媒的报道被当作驱邪貔貅、治病针石，可惩恶扬善，可兴利除弊；社会治理应当通过加大传媒的监督作用来实现。为此，这就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传媒及其报道能够一贯地正确，并永远地做到公平正义；二是传媒的监督可以被有效地落实或执行。 　　关于第一前提。专职的新闻传播只是一种社会的行业，它不是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社会权力机构。作为自然人的新闻工作者，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往往会受到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局限，因而传媒报道的片面和主观，是经常而非偶然的情形。况且传媒从职业角度所说的公正，表现为呈现众说纷纭，而不是舆论一律。 　　再者，处于现实社会中传媒，不可能免俗，蜕化为维护权力和利益工具的情形同样常见。传媒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身就是一个个利益单元。在行政、司法不作为的情况下，传媒有时可以通过自己的报道，参与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但这种方式不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常规途径，传媒也不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体。如若传媒真的成为包打天下的权力主体，作为利益单元的传媒决不是“崇高”的化身，它们独揽话语权的情形同样是恐怖的。 　　关于第二个前提。传媒不是权力机关(所谓“第四权力”只是一种比喻)，而只是一种社会的精神力量，仅仅通过报道产生的无形精神压力来影响报道客体。它报道的矛盾冲突能否得以解决，在于各种具体的情境和机遇，真正由于传媒的报道引起关注最终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形，其实是少数。传媒不拥有命令行政、司法当局落实和执行的权力。 　　既然如此，“媒治”的理念是不成立的，最多可以作为一种比喻。传媒和传媒的产品，只是一类精神力量的体现。它“不过是起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作用，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提出疗救的办法。至于能否得到施行，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会产生“媒治”的理念，在于我国的传媒曾经在较长的时间内是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权力代表的身份。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们的认识惯性尚不能跟着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传媒由于挂靠党政机关而仍然拥有一定的“权力”，这是支撑“媒治”理念存在的基础。一旦基础完全消失，“媒治”的理念必然得退出历史舞台。 　　 　　二、“媒治”理念中传媒的越位 　　 　　传媒的基本职能是监测社会环境，即及时向公众报告社会的变动，其他的职能都是伴随着这个基本职能而附带产生的。诸如评论时事、监督权力、传播知识、提供娱乐，至于广开言路倡导民主(也可能造成舆论一律)等等，更是传媒人衍生出来的间接功用。不过，这一切最终都建立在传媒观察者、记录者的角色基础之上。离开了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和坚守，传媒便不是传媒，而越位成为其他东西，变成了检察院、法院、议会、游戏机等等。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不是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便是传媒在搅乱社会，总之都不会是好事情。 　　这方面，国际共运史上有过“媒治”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度搞取消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要求“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十分之一(如能减少到一百分之一更好)”。列宁关于传媒要关注经济生活的思想是对的，但他没有把传媒教育人民、抨击坏事的职能建立在传媒的报道职能之上，而是建立在否定传媒基本职能(要求将报道新闻的部分压缩到1％)，另行规定传媒职能的强制要求之上，这就违背新闻传播的规律了。 　　我国解放初期实行“报纸批评”，表现了执政党廉政防腐的意愿。但规定凡是报纸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回应如何改正错误；即使批评的不准确，也要接受正确的部分。这就潜在了另一种倾向，即赋予传媒超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