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金融中心”的争与不争.docVIP

PAGE  PAGE 24 “北方金融中心”的争与不争 　　“发挥金融所长”的市长与金融改革的框架 　　 　　天津金融改革创新方案的制定、谋划与实施离不开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 　　2002年12月30日下午，当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东明在天津市领导干部会议匕介绍戴相龙简历时，全场屏声静气。中央决定：戴相龙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天津市市长候选人。 　　戴相龙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天津工作，为我提供了―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奉献机会。我长期从事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工作，将尽快转换角色，适应新岗位。运用金融工作经验，为天津经济建设服务。全身心融入天津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去，不辜负天津人民的殷切期望。 　　2003年1月24日上午，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全票选举戴相龙为天津市市长。 　　2006年7月，戴相龙在记者的一次采访中，解开他赴任天津的―个“谜”：来之前，中央领导与我谈话时就说，发挥你的金融所长。 　　记者曾询问，也几次听到戴相龙谈到“央行行长和直辖市市长有什么不同”。“钱少压力大，”戴相龙感慨，不同之处很多，中央银行用的是发行货币的钱，几亿元、几十亿元的用，碰到通货紧缩时，还怕票子用不出去。当市长用的是收税来的钱，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算着用，总是不够花。―个国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大大小小的市长有600多位，天天面临实力的比较，要比GDP，比财政收入，竞争压力很大。 　　2003年11月3日，戴相龙在市政府会议楼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北京分社的采访，提问者是韩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德龟。 　　郑德龟问，天津最近的发展势头是由大量的投资来驱动的。我知道你曾经担任过中国金融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民银行的行长。你能从中央政府拿到财政拨款，是不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戴相龙坦率地回答，我曾经当过中央银行行长，可能有些人对天津市政府会给与信任和支持，也可能会增加一些贷款，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有商机，商业银行自主决定给天津贷款。所以有人说我是财政市长，这不确切。我没有带钱来，但带来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2006年9月5日在天津滨海新区面对几十家外资银行负责人说，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原中央银行的行长，对国内和国际的金融非常熟悉，对金融发展规律，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都非常熟悉，这对于政府提供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从戴相龙到天津担当市长起，凭着长期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经验，他直指我国金融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病源，“主要原因是融资机构不够，资本发展不够，许多钱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就是直接融资比例太低，间接融资比例太高。”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公开的内部的会议，直至向中央领导的汇报，反复阐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老百姓通过中介，成为投资人与股东，存款转入资本金…… 　　2007年戴相龙在天津市金融工作会议上说，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是金融治“乱”；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在金融改革；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立足在金融创新。选择地方试点，就在天津滨海新区。 　　戴相龙和天津市负责同志统筹协调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起草，在2006年9月7日第一次上报国务院后，于9月9日在泰达万丽酒店举行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议上，第一次公开、系统地将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定位亮相。讲稿是他一笔一画撰写修改的，他在前排伏案的背影至今清晰地留在记者的记忆，他演讲的讲稿还留在记者的手里。 　　戴相龙说，目前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直接融资比重低，投资渠道狭窄。“十五”期间，我国企业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以下。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造成社会资金结构失调，资本金紧缺，信贷资金过多。据经济普查统计，我国二、三产业总资产(不含金融资产)为5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按审慎会计原则计算则超过58％。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9万亿元，按40％资本金计算约为3.6万亿元。资本金靠外债和民营企业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既妨碍企业产业、技术、组织结构的优化，也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降低了全社会资金利用效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国内金融企业实行“分业经营”，与客户需求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形势不适应。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进行全面综合经营的试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金融违规严重，我国停止这方面的试验，银行业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等脱钩，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这项措施对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