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docVIP

PAGE  PAGE 14 “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 　　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媒体作为公共信息载体的角色，得到了民间百姓和国家机关的双重认同，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媒体传播信息的方式、范围和效果，受到了两种不同权利的双重挑战，即一方面是公民的知情权，它要求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以便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信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是公民的隐私权，它要求媒体的报道尽可能地离其远之，以保护权利主体的私人生活不受干扰。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权利要求和两种权利要求的互相冲突，使媒体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选择”境地。 　　面对“两难选择”，媒体如何确立自己的公共角色定位，才能做到既能充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又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呢? 　　本文试图从政治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考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以及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不同权利主张和信息需求，从而探讨媒体在相关领域中的公共角色定位。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 　　按照哈贝马斯的考察和解释，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和时间。作为个体的公民自由地汇聚在这里，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和话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交流新鲜见闻，或议论政治风云，或批评政府及官员的不法行为等等，从而形成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当公共领域发展到较大规模的时候，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应运而生，它们以更快捷、更集中的方式传递信息，汇聚和表达公众的意见，并逐渐代替公众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这样，媒体就充当和扮演了公共领域的“公众代言人”角色，它们通过及时传递信息，集中表达公众的意愿和要求，既传导公众舆情，又影响公众舆论，从而对国家权力和社会事务产生监督和调节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了公共领域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媒体作为“公众代言人”对于传导和表达公民的意愿和要求的重要??用。他认为，在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下，媒体应承担起公共领域和公众利益的担保人角色，对于国家权力和社会事务发挥批判、监督和调节的作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媒体，遭到了来自国家政治干预和市场经济渗透的双重夹击，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民主功能日渐式微，甚至被分化和瓦解。 　　 　　(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现实分析 　　媒体的社会角色定位，也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们的现实无法照搬西方的哈氏理论，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哈氏理论的方法，从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从应然的意义上，把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划分为这样的“四大板块”： 　　1　国家活动。这是一个以法定权力为运行机制，以宪法和法律为保障的政治活动空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这个空间里，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国家机关依法予以强制纠正或制裁。国家活动无小事，无论层次高低、范围大小，都关系国家利益，都必须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2　社会事务。这是一个由公民依法组成的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们从不同的职业、利益、兴趣和需求出发，依法组成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类群众团体、学术机构等等。这些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机关不同，它们不是依据国家权力行事，而是依照组织章程或团体协议开展活动。这些章程或协议，由组织全体成员或成员代表依法制订、修改和确立，并对组织和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 　　3　公众广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众广场是一个由公民自愿参与、自由组合和自由表达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可以就国家活动和社会事务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话题，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意见和批评。媒体是公众广场的当然载体，承担及时传播信息、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和公众意愿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话语空间，但是当公众舆情通过媒体的集中传播而汇聚成为公众舆论时，便对国家活动和社会事务产生有力的监督和调节作用。当然，媒体也并非完全听任公众广场的议论。它同样受到国家权力和社会经济文化势力的影响。 　　以上三个活动空间(国家活动除国家机密外，社会事务除商业秘密外)，具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