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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4 关于教育的三言两语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大学还没有一套独立的、科学的、公正的而又是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评价体系。对学校的评价，对学校领导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时而是这样的标准，时而是那样的标准，经常随着政治、社会风向的变化而变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评估起来也是千差万别；不同人组成的评估小组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给人的印象是，整天都有人来学校或发表格或搞评估，可谁也弄不清评估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个文学史编写班子和上级教育部门搞在一起，向各大学中文系兜售他们编写的文学史，还威胁说如果不使用他们编的文学史将来搞评估不让过关。使用不使用某些人的文学史也可以成为大学中文系评估能否过关的标准，真是天下奇闻! 　　企业高下看产品，学校高下看学生。巴黎师范专科学校、耶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是因为它们培养出了总统、总理、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一大批高材生。过去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是世所公认的，也是因为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材生。这些高材生在校表现未必突出，后来却成了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我们对学生，不能只看在校表现。现在许多学校对在校学生实行量化考查，末位淘汰，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因为学生阶段是隐性竞争阶段，是为未来的人生竞争作准备的阶段，不应把这一阶段的表现定型化、凝固化。量化已很可笑，淘汰更是荒唐。学生在校表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毕业之后的表现，尤其是毕业十年以后的表现。对毕业学生表现的追踪调查，才是评定学校高下的主要依据。除了必要的硬件设施之外，领导和教师的水平是高是低，校风和学风是否端正，人文和自然环境是否良好，是能否培养出高材生、合格生的决定条件。毕业学生是否合格是否优秀又反过来检验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水平高低，检验校风和学风是否端正，检验人文和自然环境是否良好。对毕业学生尤其是毕业十年以后的学生进行追踪调查是个比较麻烦的工作，但又是个必须经常作好的工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科学地衡量学校质量和水平的标准，就像除了实践之外没有更好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 　　现在评价大学的标准一般都是：院士、博士、硕士有多少，高中级职称有多少，特贡专家、政府津贴享受者、曾宪梓奖获得者有多少，四十五岁以下高学历高职称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教师一年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奖，上权威核心的有多少，如此等等。这些东西作为一般情况了解一下是可以的，作为衡量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标准是极不科学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能代替也代替不了学生毕业后的表现这个判定学校高下的标准。 　　要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就要有一流的教师。什么是一流的教师?我们现在也没有一套科学的统一的标准。一流教师应该是思想道德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创新意识强，有责任心，讲究教授方法。而这些东西不是可以用量化来衡量的。现在对教师实行的所谓量化管理、竞争上岗是简单化和幼稚化的做法，是管理水平低下的表现，无任何科学性可言。许多学校的量化管理最终落实到每年发表文章有多少、上权威核心期刊的有多少这一主要之点上，结果逼得许多教师不惜采取各种“红道”、“黑道”手段寻找权威核心出版社杂志出书发文章，不在潜心创新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真令人惋惜。 　　我们说洛阳是盛产牡丹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说凡是生长在洛阳的一切花草都是牡丹。更不能说生长在其他地方的牡丹不算牡丹。这个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也成了大学里说不清的问题了。文章以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定优劣，人以毕业自什么学校定高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像有人戏说的，现在的大学就是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把谁都明白的道理弄得谁都不明白。文章多少，登在什么地方从来就不是衡量教师科研水平和质量的标准，有无创新以及创新能否经住时间的考验才是检验科研质量和水平的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也不是每年每日都能接连不断的产生，像生产毛巾、肥皂一样。况且作为一流教师，仅仅科研水平高还很不够。―学术量化导致的结果，一是败坏了学风、文风和校风；二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制造学术泡沫、文化垃圾，学校还拿钱鼓励制造学术泡沫、文化垃圾，有限的资源被无休止地糟蹋、浪费；三是教学质量严重滑坡。不科学的评价标准造成的恶果触目惊心！ 　　教师能否进行创新性科研工作，这是他们能否搞好教学的优势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乙一个冠军出身的教练或一个演员出身的导演比一般教练和导演从教条件更好一???。但导演毕竟不是演员，教练毕竟不是运动员。一个当教练的同时又能作为运动员夺冠，一个当导演的同时又能出任演员，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教练同时都能比赛夺冠，不能要求每个导演同时又出任演员，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总统的老师未必是总统，总统也未必能培养出总统；世界冠军的教练未必是世界冠军，世界冠军也未必能培养出世界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