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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关于“汉学”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入，兴起了许多热潮。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对现实的补充和调节功能，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态度逐渐回归理性。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和谐地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潮流中，国内的“国学热”，国外的“汉学热”尤为令人瞩目。 　　“汉学”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与“宋学”相对，专指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潮流，即“乾嘉汉学”，也称“朴学”。这是对清代经学家好儒信古，治经注重字句和名物训诂考据，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的概括。清代汉学重考证，崇尚以汉儒章句训说经典，用汉儒注书条例研究群书，发展为以考据为重点的学问，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牍学等。 　　二是国际汉学，指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般采纳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的定义，认为“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欧洲早期汉学起源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逐渐兴盛，开始进入学院成为一门学问，这与乾嘉汉学的形成时代相仿。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人文，特别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这类研究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学术思潮和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会因为地理上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种启发主要表现在新颖的方法、独特的视角等方面，不拘泥僵化，因而显得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的冷眼旁观，往往会呈现一些为我们忽视的东西。 　　三是泛指汉民族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近年国内学者呼应国际汉学而提出的，意图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 　　表面看来上述三种“汉学”似乎并无关联，但仔细考察近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直到今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加深，三者之间隐而不显的联系。 　　关于清代汉学的形成，近代和当代学者都有所分析。梁启超将清代汉学之名的确立归功于惠栋，认为惠氏治经求之汉唐注疏，“累世传之，惟古是信，惟汉是从，自是‘汉学’之目，掩袭天下，而共尊惠氏”，“惠氏祖孙父子，而定宇最有名于乾隆间，以记诵浩博为学，其《易汉学》、《九经古义》、《后汉书补注》等最有名于时。‘汉学’之名盖于是创始焉。”(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63页)朱维铮也指出，乾嘉之际的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而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汉学师承记?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清代的汉学不同于汉代学术，是以汉代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刘师培说过：“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著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左宜外集》卷九《近代汉字变迁论》)然刘说也只及于汉儒的训诘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的内涵。章炳麟归纳其中优良的方法为六点，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下》) 　　“汉学”一词作为对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学术的整体概括，其确立与流行源于江藩与方东树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中对将乾嘉乃至清代学术概括为“汉学”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将汉宋之争推向顶点。尽管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汉学”称乾嘉学术未必符合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事实，但后人在使用“汉学”一词时实际上还是依照江藩的理解来定义的。“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清代学者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主，而旁及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江藩是惠栋再传弟子，惠栋所标榜的“惟汉是从”是吴派治学的显著特点，江藩受此影响，称乾嘉之学为“汉学”，实际是想以吴派的特点来整合整个清代学术。 　　其实，对能否以“汉学”概括清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