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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海：教授的脊梁 2016-06-29?蒋德海?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独立评论 作者：蒋德海 文章来源：思想者博客 　　美国现代法学之父费正清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讲到，他一直无法理解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千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卫兵，他不解地问：孔夫子到哪里去了?下面这个例子恐怕是一个绝妙的说明。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也有少数激进学生，一觉醒后扬言要火烧校园内最大的瓦德纳图书馆。但后来没能伤及片纸只字。只因为出师那天，有一列白发苍苍的哈佛老教授排在高堂玉阶之下，标语牌上只写了三个英文字：Walk upon Us(踩着我们过去)。激进学生在围观人群笑声中败退，而警察老爷只顾看笑话竟忘了形。(1)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革要由教授来负责。但如果撇开这一层，教授的精神风貌，教授的人格质量无疑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教授是社会知识分子的精华，是教育的灵魂。没有好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精神文明。而没有好的教授，就不可能有好的教育。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剥夺了普鲁士一半的土地，它流尽鲜血，一贫如洗，还得向拿破仑战争赔款。但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威廉三世对从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在内阁讨论中，这位国王再次明确了他的态度：“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个国家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的手段。”这是近代最出色的教育立国思想。正是在这思想指导下，德意志人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柏林大学，创立了现代化的教授制度，并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样板。 　　教育立国，大学教授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奠基人梅贻琦说得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教育，首先要求有一流的教授。而所谓一流的教授，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就是不能只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去思考，而需要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领域、发现新规律，追求如陈寅格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现实存在持超然及批判的态度。教授的使命是探索，是创新，照本宣科，拾人牙慧，是教授的耻辱。此外，一流的教授，还意味着要有独立的高尚的人格。教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教授的人格力量。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有了教育立国的思想。礼记上有“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的说法。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过“哲学王”，而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今天的教授。当然，教育立国，并不意味着要教授当官，教育立国的真正含义是教授的精神和人格成为国家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的灵魂。这不仅因为教授见多识广，更在于教授是职业性的真理的追求者和正义的捍卫者。作为一种职业，教授当然要追求真理和正义，必然也要捍卫真理和正义。如果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不敢捍卫真理，他就不会真正地追求真理。 　　当然，一个社会中，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不止教授。但与其他的追求者相比，教授对于真理的追求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教授之追求真理和正义是职业的本性，只有始终不懈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教授。因此，教授不仅与学识渊博相联系，而具也是独立人格的像征。我国古代就有所谓“师者，所以传道”的说法，而“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3)一个真正的教授，必然具有伟大的人格，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教授当然也应当具备渊博的学识，但渊博的学识一旦与人格脱离，便会变得难以理解。事实上，不求甚解，浅尝则止的学品与投机钻营、阿谀奉承的人格相一致;而刚直不阿，坚韧不拔的人格常与独立、创新和发展相一致。因为那种近乎对于永恒追求的热情，需要一种人格的动力，使其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义务。清儒章学诚在史家诸多品质中，独重“史德”，道理就在于此。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道;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4)因此，做人比做学问还来得要紧，做学问先得从做人起，立言之先，先立其德。我们不妨看看“五四”的教授们：陈寅格在清华研究院当教授的时候，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并不久将要采取某种行动。陈寅格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并当面要曹云祥辞职。胡晓明在谈到陈寅格的学术性格时指出：陈寅格的博大，“不仅是知识与学问训练的正与高，如一般人所理解的乾嘉家法与德国学派，而且是做学问的原点与生命境界的正与高。”(5)著名学者吴宓在王国维死后，于王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以后几十年，王先生以此精神贯之，终而至于在1958年大倡厚今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