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蒲松龄与西关赵氏交游补考的论文.docVIP

　　试谈蒲松龄与西关赵氏交游补考的论文 　摘 要：本文对与蒲松龄存在交游关系的淄川西关赵氏家族为金代以来的般阳土著和其遭遇的甲申族难，蒲松龄的友人赵金人为“郢中社”社友及蒲松龄相关诗作的整理与编年问题，蒲松龄与赵氏家族中赵金昆、赵永泽等人的交游关系进行了勾稽考察。 　　关键词：蒲松龄 西关赵氏 赵金人 赵金昆 赵永泽 交游 补考 　　 　　蒲松龄与淄川西关赵氏的关系与交往，先后曾有杨海儒、王一千《赵金人（晋石）家谱史料考略》[1]、杨海儒等《蒲松龄游幕高（邮）宝（应）的媒介人物探析》[2]、邹宗良《蒲松龄与赵金人》[3]、李汉举《蒲松龄与赵金人交游考论》[4]等文作过探讨。近读《淄川西关赵氏家谱》[5]等相关史料，感到仍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因撰成此文，就蒲松龄与西关赵氏的交游诸事作一些拾遗补缺的考察。 　　 　　一、般阳土著与甲申族难 　　 　　与淄川蒲氏相同，西关赵氏也是明代以前就生活在淄川的般阳土著，并非明初的移民潮中自山西洪洞或河北枣强移居山东者。《淄川西关赵氏家谱》附载有元淄莱路儒学教授丁珏撰写的《大元敕授昭信校尉、管军总把、淮安州等处都镇抚权总管府事天水赵公先茔孝思碑铭并序》，末署元至元十九年作。按元代有两“至元”，一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凡三十一年（1264-1294）；一为元惠宗年号，前后只有六年（1335-1340）。因这篇碑文提到至元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诸事，因知这个“至元十九年”为1282年，时在元世祖忽必烈刚刚统一 应该指出的是，淄川西关赵氏的甲申族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历史的缩影。.以前人们往往难以理解，当时一些本来不愿仕清的汉族士人，为何最终依然选择了出仕之路？如蒲松龄的同乡前辈高珩，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按理说，身受皇明国恩的高珩在明亡之后是不应该仕清的，而他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明朝倾覆之后，同为山东籍的高珩、李呈祥、杨士聪、王鳌永等人曾在崇祯十七年的五月共同商议回乡之事，结果是淄川同乡王鳌永“一意从虏”，高珩与李呈祥则不愿与清统治者合作，二人默然同行归里，但出城后却被清兵截获，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就任清内翰林秘书院检讨。高珩次年即请假告归，在家乡经历了顺治四年（1647）的谢迁之变。顺治四年，高珩又赴京补旧职。其回朝的原因，据其子高之騱说是由于“地方云扰，不获里居”[12]。因为地方动荡不安，土寇与劣绅横行，没有人在朝为官往往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这可以说是高珩、宋琬等一大批汉族士人不得已而仕清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现在有不少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对古代作家生存环境的考察，发生在顺治元年的淄川赵氏家族的甲申族难，可以说是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当时社会汉族士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典型事例。 　二、郢中社中人与蒲松龄的相关诗作 　　 　　在《蒲松龄与赵金人》一文中，邹宗良曾依据张笃庆《昆仑山房集》中的数首诗作作出推论，云赵金人极有可能是顺治十六年（1959）成立的“郢中社”的社友。此文发表之后，偶检盛伟先生编校之《蒲松龄全集》所附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先生知穷达有命，遂慨然弃帖括业，与同邑张历友、李希梅、赵月麓诸先生结为郢中社，益肆力于诗歌古文辞。[13] 　　按，王洪谋为益都县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与松龄长孙蒲立德有文字之交，蒲立德曾把“寒舍别无副本”的乃祖诗文手稿交给王洪谋评阅[14]。按古人作传的通例，王洪谋作《柳泉居士行略》，自是应蒲松龄子孙之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的，故其说当云可靠。我们注意到，在路大荒先生所撰的《蒲松龄年谱》中，曾有八处征引过《柳泉居士行略》的文字，可知路先生是藏有《柳泉居士行略》的原文的。盛伟先生把王洪谋所撰《柳泉居士行略》收入《蒲松龄全集》的《参考资料》目中，但在《蒲松龄全集》的《编订后记》中未言及这一文献与同时收录的蒲箬等《祭母文》、《墓祭文》、李尧臣《祭蒲松龄文》等新见资料的来源，从提供新发现的研究资料须真实可靠、有据可凭的角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发现，据孙巍巍女士《路士湘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文献资料》[15]一文介绍，路大荒先生之子路士湘老人生前曾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过包括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李尧臣《祭蒲松龄文》在内的一批文献资料，故此《柳泉居士行略》或即出自路大荒先生原藏，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柳泉居士行略》云“与同邑张历友、李希梅、赵月麓诸先生结为郢中社”，这使得我们在推论之外找到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可证赵金人确实是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等所结“郢中社”的社友之一。也正因为是经常在一处“社集”的吟诗友，所以才会有康熙三年蒲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