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琵琶记》中的“抑情就理通今古”的论文.docVIP

　　谈《琵琶记》中的“抑情就理通今古”的论文 摘 要：“抑情就理通今古”是作者借张大公之口对蔡伯喈行为的总结性评价。这句话不但客观上体现了作者刻画人物所依据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作者为了保证其创作意图能够顺利被读者和观众理解，而对伯喈形象之性质所做的理论定性，具有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抑情就理 创作思想 理论定性 高明的《琵琶记》①是一部宣传封建政治伦理思想的南戏代表，具体说是借蔡伯喈形象来表达“忠孝两全”的思想观点。作者不仅具体地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表达创作意图，而且为了使读者更明确该剧的主题，在理论上直接加以定性。这就是在第四十出借张大公之口说出的“抑情就理通今古”。 这句话隐含着丰富的信息内容，读诗有“诗眼”，而这句话恰可以认为是该剧的“剧眼”。它清楚地体现了作者行文的思想依据，并且也是我们理解作者创作蔡伯喈形象之性质及原意的切入点。笔者下面就此两点对这句话进行分析探讨。 一、作者创作思想的揭示与体现 “抑情就理”意思是说暂时压制情感的冲击，而遵从“理”的原则。“情”在剧中具体指父母与子女的骨肉亲情；“理”则是指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类的“天理”。为什么如此定位呢？因为这句话是张大公在已经了解了一切前因后，遇到携妻归乡省墓的蔡伯喈对其劝慰时说的，所以它可以说是对之前伯喈行为的总结。.然而伯喈的行为其实就是“三从”，“从”恰是“三纲”，具体说是“父纲”与“君纲”的行为表现。 伯喈最初是有着凌云壮志的，也对自己的才华相当的自信。然而双亲年事已高，自己独撑门户，不得已暂弃功名而侍养高堂：“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但是蔡公担心时光催人，老而不见子贵：“只恐时光，催人去也难留。惟愿取黄卷青灯，及早换金章紫绶。”他希望伯喈荣登榜首，获取功名。当伯喈以合家欢聚，共享天伦之乐为由拒绝时，他骂道：“卑陋，论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伯喈又分辨云：“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此时，蔡公暂且没有继续逼迫，因为真正时机尚???成熟，即黄榜未下。而一旦黄榜下来，蔡公就迫不及待的逼着伯喈赴试。这就是第四出的内容。在这一出开场，伯喈就表明自己要“力行孝道”，表示重孝于忠：“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然而在蔡公的刺激逼迫下，伯喈不得已而顺从父亲意愿赴京科考。不论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还是来自外界的逼迫，伯喈的行为总归是符合了封建社会孝道规范的，是“父为子纲”伦理要求下的合理行为。 满腹才华的蔡伯喈一举中第，接着被权势熏天的牛丞相看中意欲招为女婿。而一心想要回家侍奉双亲的伯喈却不接受丞相的好意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牛丞相向皇帝参了伯喈一本。伯喈此时仍然想向朝廷辞官，这样既可摆脱丞相逼迫，又可满足自己回乡尽孝的心愿，但是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堂皇理由拒绝了伯喈的请求。伯喈于是被逼留京为官，被逼入赘牛府。这就是“三不从”中“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的情节概要。由于伯喈的入赘牛府也是遵照皇帝的旨意而为，所以此次伯喈“从”的行为也正体现了“君为臣纲”的伦理规范。不论伯喈的服从是否是发自内心的自愿选择，但行为上的屈从已经符合了臣、子之道，那么他就是忠臣与孝子。何况他的不情愿的服从都有着合情的理由，那就是强烈尽孝的主观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抑情就理”中“理”就是作者塑造蔡伯喈形象所依据的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三纲”，具体说是“父纲”和“君纲”。而“通今古”则是讲“抑情就理”这种行为选择或者说其体现出的伦理规范在封建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可行性。至于其中的原因，这句话并没有明确的提示，但是稍加分析就可知道，除了封建统治者和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所赋予“理”以“天理”的地位，从而使之具有了强制性之外，我们从剧中具体的描述中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忠就是大孝的思维逻辑。 当秦汉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真正建立以后，“朕即国家”（韩非语）的君主国家一体观完全形成，因此君主要求臣民完全向自己尽忠。而臣民也认为君国同一，向君尽忠即是向国尽忠。此时封建统治者开始把中国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孝”加以改造。他们宣扬“孝”不仅仅是“能养”且“敬”的“小节”②，而更重要的是“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大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即为国尽力，效忠国君，能够光宗耀祖，才是“大孝”。这样就从理论高度把忠孝结合起来。同时统治者在制度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就是“封赠”，指政府给予贵族及官员亲属的荣誉称号及此类行为。如《新唐书》、《宋史》的《百官志》和《元史》卷九十一志及《元会要》中对封赠都有详细的规定。在统治者思想宣传和相应制度措施的相互影响下，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便陷入了统治者设好的圈套。 在《琵琶记》中对这种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并被封建家长虔诚接受的“忠孝合一”的思想有着形象具体的体现。第二出蔡公劝伯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