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演进与改良的论文.docVIP

　　辛亥革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演进与改良的论文 　　摘要：中国教育近代化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经过了近五十年的岁月,特别是经历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至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应该说其教育近代化的形式已基本确立。然而,统治者在发展近代实业与施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始终是南辕而北辙的。辛亥革命时期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也是一个改革的亮点。本文试图从教育改良原因、进程、措施，改良成效不著的原因及其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等各个角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挖掘出一些研究薄弱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晚清民国；教育改良；改良；演进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产物。这次革命本身就是一次近代化运动，并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以重要影响。因此，将辛亥革命放在复杂的近代化过程中去考察，将进一步揭示这场革命的丰富层面，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不无裨益。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育近代化的演进与改良进行归纳总结。 　　一、教育改良的原因 　　所谓近代化，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化。它不仅在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外国的侵略势力是促使中国向近代社会发展的不自觉工具。一些学者认为，教育本身的落伍性，及塾师自身的素质低下是教育需要进行改良的主要原因。例如，学者熊贤君认为，在科举制被废除之后，教育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一种滞后性，主要表现在：“教育设备简陋”，“教材和教学内容陈腐”，“教学方法不良”，“宣传不正确的读书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相抵牾”。.[1]他通过对湖北教育的个案研究，发现从民初塾师的学历结构上看，多是些清末的童生、贡生和秀才，从塾师的知识结构上看，他们远不符合时代之需，能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塾师寥若晨星，从其年龄结构上看塾师大部分年迈体弱，老气横秋。[2]就此，论者得出结论：教育教育已严重违背了现代教育精神，逆教育现代化潮流而动，所以需要改良。 　　大多数学者认为，改良教育是推行义务教育的需要，辛亥革命时期国家教育资源极其贫乏，要想使为数众多的失学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光靠创办新式学堂是不现实的，改造现有的传统教育资源——教育才是明智之举。而柳琴、左松涛则认为晚清与民国教育改良的原因是有区别的，清末的教育改良主要配合于国民精神养成这一目的，而民国时期才是在于义务教育推进的要求使然。两位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学校制度已建立起来，教育改良便回复到教育意义层面上来，成为实现义务教育的助推器。他们还指出民国后的教育改良，也隐含有政府权力向基层和初等教育渗透的一面。传统上，教育的设立与日常操作是极其自由的，改造后人民失去了自由办学，教学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改良成为国民政府治国和规范意识形态的需要。[3] 　　二、教育近代化的演进 　　研究全国教育改良的学者们一致认为：教育改良走的是一条从民间到政府的实践道路。[4]贾国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更将清末民初教育改良进程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先，1904—1907年，苏州上海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士绅搞改良试点，摸索经验教训；接着，北京地区由官方立案改良教育，揭开了全国性改良运动的序幕；后至民国初年，继续清末改良余热，教育部首先在北京进行改良试点，在中枢精神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的教育改良方法，这样全国性的教育改良运动逐渐铺开。[5]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地方教育史料较多，且各地改良进程又有一些差异，故而研究者多分地区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江浙地区的教育改良进程研究比较集中，而两地区的改良进程也颇为相似，主要表现在：民国初年，由于政治体制的变更，两地政府认为新的政体必须配备新的教育体制，所以态度极其强硬，要求取缔教育，可惜这一政策不仅无法落实到基层，还造成了教育资源短缺的局面，只能对教育由取缔转为改良。2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教育数量出现明显反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推行义务教育放到首位，加大了教育改良的力度，改良步入秩序化进程。[6] 　　另外，湖南省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政府的意图，制订了一系列改良、取缔教育的措施，可由于政局不稳，各县对此不是很了解，无法推行，直至三十年代，才取得一定成效。[7] 在地方教育改良方面，台湾学者洪喜美的研究更为细致，他以北伐战争前后，国民党推行党义教育为线索，根据广州、南京、上海、武汉、南昌、等重要军政据点的史料，勾勒出教育党化教育的全过程。[8]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全面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京师大学堂作为在新政中唯一的“幸存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学制纲要，成为中国教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分水岭，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