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教学案例创新.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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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教学案例创新

PAGE  PAGE 46 教学案例 案例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 简要分析: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是有区别的。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分配关系及发展规律。而研究范围要比对象范围宽泛得多,除对象范围外,尚包括对象范围之外的一些现象和事物。如果就温总理提出的五个问题来分析,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中表现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思考题:请分析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五个问题中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案例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简要分析:从十六大报告中可以明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应充分肯定在国民收入初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再分配中则应注重公平,这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准则。财政作为国家分配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并不直接干预初分配,但有必要通过财政再分配来体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的必要调节,这对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措施来实现。 思考题:财政应如何实现十六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标? 案例三: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简要分析: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案例四: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一)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财政原则始于三代时期 三代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财政状况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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