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承受痛苦和残忍.docVIP

PAGE  PAGE 8 学会承受痛苦和残忍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在镜头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情节，莫过于卢广的画面。同样拍摄金矿，巴西人萨尔加多的画面为世界摄影图库对金矿的定义，留下了经典的一笔。卢广的画面，则为西藏金矿的开采，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恩恩怨怨，在镜头中逐层展开，责任感的驱使，让他为这个世界展开了道德的准线和良心的力量。或许只需要简单地换一个角度，卢广会是一个出色的风光摄影家，会快乐地穿行子美妙的光影形色之间。然而他却选择了和“苦难”同行，和刻骨铭心的“残忍”同行。所以他比其他的摄影家走得更为艰难，也走得更为自信。他的镜头并不是在批判，或者像某些人说的，专门揭露世界的“阴暗面”，而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仅仅是做到保持一颗良心，背负一种责任，让自己的镜头“不说谎”。 　　 　　拍摄已经超越了它给我带来的乐趣。现在拍摄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我应该把这个社会的现实，无论是美好的还是有污点的，都大声说出来。一个负责的摄影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镜头不说谎。 　　我的拍摄生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知不觉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以前我们经常受到一句话的影响，“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在纪实摄影的领域里，一旦你高于生活的话就是作假了。一直以来艺术界都是秉承这样的观念和宗旨，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摄影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反映和记录社会现实的手段，而是单纯被作为“艺术”来看待，同样也用了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它。 　　就算同样要拍摄一群孩子捡稻谷，以前我们可能会要他们把衣服穿整齐，戴上红领巾，挑选光影效果好的时间比如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尽量把画面搞完美，并且反映一个主题精神，比如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现在如果要拍的话，可能就是老老实实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种高于生活的倾向，在80年代还是很明显的，也影响了我刚开始的拍摄。所以，我也像很多摄影爱好者那样，拍风光，拍风情，拍一切美丽的，或者被我们这些摄影人美化了的东西，一直到了1994年。那一年，绝对是一个转折，对我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993年8月，我从家乡浙江永康到了北京，专门学摄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的两年半里，学到的技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尤其听课的时候，在新闻摄影方面，贺延光、解海龙他们都是在纪实摄影里面走在前面的，不能说前辈，但是应该可以说是很超前的先锋。他们拍摄的东西和理念跟以前那种高于生活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打破了以前的框框，是一片全新的天地。看着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组照，我想我不能再拍摄那些无聊的题材和不疼不痒的“糖水片”了，应该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一些东西。 　　1994年，我去了西藏，一个人，带着相机。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地决定我要拍纪实片，只是从书上看到那边有人淘金，我想，我可以去记录一段历史。在那里，我看到了真实、苦难和忧虑。 　　1994年的时候，在青海西藏那些无人区有很多金矿。大金矿有1万多人，小的也有三五百人，地方政府把这些金矿的开采权都转让给了私人。这些都是我听说的一些情况，可是具体怎么进入，就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在青海，我跟那边的记者打听怎么去金矿，他们说没人去的，太危险了，是金矿几乎都有地方武装，而且路上层层道道的关卡(收费站)，有地方政府设立的，也有主管部门设立的，有卫生的，动物检疫的，黄金检查的等等。因为采金太暴利，各级政府都用这种手段尽量收点钱。 　　到了格尔木，我去矿业部门了解情况，恰好来了两个回民，请求能便宜点通过矿业部门的卡。他们俩都是“金老板”，几个老板一起招人，组成很大的群体，200多人作为一个采金队一起进入金矿，大家都是股份制的，谁出的钱多，谁就是大老板。于是，我就说能不能把我带上。那个矿业的领导就说，好，你把我这个朋友带进去。这下就好了，全靠这句话，我才算顺利跨进了这个危险区域的门槛。 　　9辆车，200多人，我们浩浩荡荡从格尔木出发，只有我一个外来人，因为矿业部门领导的一句话，老板照顾了我，给我在驾驶室安排了一个位置。淘金的工人们都在大卡车的车厢里挤着，一路颠簸。虽然道路很短，却走了将近3天，路上汽车不断抛锚。第三天早晨到了一个村庄，被黄金检查站拦住了。 　　当时又有一个运输蔬菜的车过来，就是专门往金矿上送蔬菜的，车上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于是，临时决定改变计划，我跟着这爷儿俩走了。过唐古拉山的时候正好是夜里，我们把车停到路边休息。迷迷糊糊中，我听到那个40多岁的人把正在睡觉的小孩推醒了，说你不要睡觉，赶紧开车！我很清楚地听到自己在吐气，而且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一点儿都动不了，高原反应太严重了。那一次真的很危险，如果他们没有醒，也会一直睡，慢慢睡死过去。当时天气已经很冷，车厢里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