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问题意识”.docVIP

PAGE  PAGE 9 文化研究与“问题意识” 　　因为研究边界和学科归属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文化研究不可界定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对文化研究来说究竟是缺陷还是长处，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文化研究的批评者看来，边界的模糊和理论的多元使文化研究成了“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伊瑟尔《虚构与想像》第13页）；可是支持者却认为，这种状况正显示了文化研究的优势，其不仅使批评拥有了跨学科的眼光，而且在文学阐释上还能弥补传统研究的诸多不足。 　　从理论上讲，文化研究支持者的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就国内文化研究的实践来看，我以为人们所以会质疑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是否可行，并不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文化”定义，不能从理论上确定文化研究的领域和学科，因而无法确切地说明文化研究“是什么”；人们难以接受文化研究是因为从它的批评实践来看，很难说清楚文化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人们不清楚文化研究是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以跨学科、无边界乃至无所不包来概括文化研究的特质，最多只能说明文化研究在思路、方法和研究范围上都有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的取向，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明确回答对任何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当文化研究把文学现象置于其预设的论域中展开讨论时，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为什么要把文学现象作为文化问题来探究？这种探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其结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思路？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弥补传统文学研究的不足？ 　　强调文化研究不能以跨学科、无边界来回避“问题意识”，是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前者“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加达?a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65页）这说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在研究尚未展开之前就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而是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的一种发现；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问题意识”建构的。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有因“问题”而生的研究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就成为文化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决定其是否具有意义、能否有所发现的前提。或许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国内的某些文化研究几乎成了一种以解构文本来宣泄快感的游戏。然而，话语的嬉戏却无法掩盖批评目的的茫然和价值判断的缺席，人们因此不能不质疑这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的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把西方批评理论用于本土研究时常常遭遇的那个老问题：只关注某种理论的外在特征，如“方法”或“模式”的特点，却忽略了它的思想内涵和促使其形成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原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忽略不仅存在于某些文化研究追随者的身上，而且在批评者那里也可以看到。比如，仅仅根据文化研究具有关注政治的倾向，就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庸俗的社会批评，其实也是无视文化研究深层内涵的表现。由此可见，明确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不仅关系到文化研究如何建构自己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思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批评模式的特质，认识文化研究在文学阐释上独具的价值。 　　从西方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阐释的思路，可以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更具体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促成文化研究“问题意识”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视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本。从整体走向上看，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如是定位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并且尤为关注恩格斯所说的那些远离经济基础、悬浮于上层建筑顶端的层次。用安德森的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96页）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文化研究“问题意识”形成的原因。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会发生迥然有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是基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体制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认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不发达现象和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在今天都已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现代神话也随之蔓延开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统治策略的调整，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统治已从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转向了对社会大众的精神控制和文化渗透。就像马尔库塞说的，“我们的社会，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