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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文学：在共克时艰中繁荣发展 　　近一时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一方面，我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市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等有力举措，力图尽量减小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国内的各种场合不断阐明，战胜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增强信心、共克时艰，在困难和危机面前，一切悲观、畏惧和恐慌都无济于事，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克服困难战胜危机，使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困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这种积极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不仅使中国人民得到极大鼓舞，从而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产生了世界性的积极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也许可以说，没有哪个角落可以不受这种世界大潮的冲击，也没有哪个社会生活领域能够避免这种经济危机的影响，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艺术领域恐怕也是如此。那么，站在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们能从这样一种增强信心应对危机的态度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在当前这样一个共克时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学艺术何往与何为？我们应当如何增强信心，在目前复杂多变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确立应有的精神价值取向，从而在共克时艰中实现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文学本身的发展现状来看，需要冷静地分析一下，当今文学的生存发展，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些问题，从而找到文学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前一时期，早在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文学界就曾流行过“文学危机论”，并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其实这个问题的由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些西方理论家，如德里达、米勒等人，根据电信时代文化转型对文学形成冲击的现实，提出了“文学终结论”的命题，并将它引入中国，引起了我国文学界的关注与不安；另一方面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市场经济转轨与大众消费文化转型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学形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使文学界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于是，就有一些悲观论者，对文学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虽然并不相信文学马上就会“终结”，但至少认为文学已经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然而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社会，所谓“文学终结论”也只不过是少数理论家的观点，很多人并不赞同这种看法；而且米勒等人所论，也主要是针对某些传统文学形态和语言文本中心论的文学研究状况而言，未必是对整个文学前途命运的判断。有的人听到风就是雨，对所谓“文学终结论”作望文生义的简单化理解，这显然是对文学发展缺乏信心的表现。 　　其实，姑且不论西方社会的文学是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哪怕真的陷入了根本性危机，然而就像美国的经济危机难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它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危机一样，西方社会的文学危机虽然也会对我们有所波及，但它也并不等于就是中国文学的危机。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中国文学的自信。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一方面，从我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及文学理念来看，都是把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章学术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注重的是文学抒情言志、传经明道的功能，以及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代，只要还有社会文明建设的需求，文学的基本功能及其发展前景就不会终结。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我们也仍然把文学事业看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强调文学反映人民生活和服务人民群众、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引领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文学实现自身价值功能的天地不是更狭小，而是更广阔了。问题只在于，我们的文艺家能不能真正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真正做到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反映时代生活和表现民族精神，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能做到这样，文学繁荣发展的领域和前景就是十分广阔的。而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情及文化体制和机制来看，即使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也仍然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重，我们的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走向产业化和市场化，更不主张让文学艺术在市场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任其自生自灭。从我们的国家政府到整个社会公众，历来都对文学艺术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使其拥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并且在体制和机制上为其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保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无疑具有比其他社会形态更优越的环境条件。 　　当然，当今时代的文学，已经与过去计划体制时代不同，它需要适应社会文化变革转型的发展潮流，因而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态也需要更加开放多样。这种变革转型一方面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