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建构.docVIP

PAGE  PAGE 9 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建构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新闻与自由》等论著中提到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日本的藤竹晓也认为,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拟态环境”就是本文所说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的建构中存在着各种关系的较量,这些关系形成了场域空间。“场域”也被译作“场”。在新闻业中就是“新闻场”。皮埃尔 布尔迪厄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场域”的说法,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用“新闻场”来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信息环境如此重要,那么,政府、传媒、公众如何建构信息环境 各自呈现出哪些表征 本文就此从政府、传媒、公众三方面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政府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系统是国家和政府,因此,政治权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和行动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作为权力最高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权力,主要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规制、掌控和渗透来控制信息环境的构建,它对信息环境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上。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传媒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D 巴勒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介对公民的影响太大了,不能给它们无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势力把控制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台)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在不断纠错与反思中寻找最适合传媒业的道路。李良荣指出了传媒所遵循的底线原则,从这些底线渐行渐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大众传媒管控的变化轨迹。在传媒业发展进程中,党性原则始终是我国传媒至高无上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党性原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它是组织原则,它是纪律。” 　　在传媒与政治的力量斗争中,传媒处于依附地位。大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所处的信息环境是经过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此境况下,传媒提供给大众的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其主要表现为: 　　1.信息传播同质化现象严重。首先,报道主题至上,新闻传播不以报道事实、发布信息为载体进行自下而上的传播,而是直接以宣传引导为主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传。报道凸显一种主题至上的模式,表现出很浓的主观色彩,忽略信息环境中个体的鲜活感受,结论含糊空洞,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调”的状态。其次,议题设置单一,经常由主流媒体定向定调。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一度令媒体和从业人员成为在规定程序里做着规范动作的“传媒机器人”。 　　2.“强者”、“长官”等权贵话语泛滥。童兵指出,“说到底传播活动是为了传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办传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 一个时期里,从受众,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意图和角度出发的新闻报道很难见到。而传媒用大量篇幅来报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级领导的讲话、视察等活动,且频率高,篇幅长,内容空泛。 　　3.报道逻辑中行政逻辑占强势地位。其一是“报喜不报忧”,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和所辖地区的“稳定”,要求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传播内容上选择正面新闻而舍弃负面信息,特别对于危机事件报道更是严格控制,有时甚至不许公开报道。其二是传媒舆论监督功能衰退。媒体所进行的监督大多是“马后炮”,危机事件要等到无法控制、无法隐瞒才被迫公开,这反过来又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和传媒公信力双双急剧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二、传媒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在传媒的双重属性之间,存在着“新闻理念驱动”与“经营理念驱动”的矛盾。“某些情况下,两者是和谐统一的;但在更多的时候,两者是矛盾的,处于激烈的对峙和冲突状态。因为媒介所有者和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当新闻理念与商业逻辑狭路相逢,多数情况下让步的是前者。” 这种“新闻理念驱动”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其实就是对新闻价值、新闻自由的追求。然而,在与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法则相比较时,大众传媒往往会选择“经营理念驱动”。为了争取发行量或广告收入,避开与权力的抗衡,传媒必然会以取悦大众为价值取向,在营造新闻的娱乐化和煽情化方面不遗余力。确立“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和产业化运作”的路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