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风貌.docVIP

PAGE  PAGE 7 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风貌 　　西周以来，贵族都很注重自身的文化教育，设立“国学”与“乡学”，教贵族子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学习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族放弃了教育，相反则成为他们强化教育的动力。《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大夫闵子马评论周人“不说学”说：“周其乱乎!夫必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由于贵族认为子弟的教育事关社稷存亡，春秋贵族子弟不仅能继续享受着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还由于私学的兴起，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多渠道的教育，获取更多的新鲜知识。尽管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计量研究，但他们对《易》、《诗》、《书》等重要文化典籍的理解运用、参与文化典籍的创制活动和充满睿智的社会实践，无处不显示出良好的文化素养。 　　《易》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充满哲理与智慧的占筮经典，其中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就连孔子这个大学问家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他曾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春秋卿大夫与治学严谨的孔子不同，他们视《易》为决疑工具，熟练地运用于实际活动之中。在《左传》用《易》占卜或引《易》之语的事例中，主占者和引用者多为卿大夫。虽然《易》不很容易理解，但这些卿大夫却也能讲出个道理。例如：《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三之比菲。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人，吉孰大焉，其必藩昌。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自楚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呈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差之颐兰，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修吾民矣。’” 　　《尚书》作为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的汇编，满篇政治讨论和治国经纶。因此，《书》是春秋卿大夫熟知且灵活运用的重要典籍之一，经常作为经典格言出现在他们的政治谈话之中。《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大夫宫之奇谏虞君，引用了《书》的三句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繁物”，用来阐明上天、神祗与人民只福佑拥护正德之人与正德之政的道理，希望虞君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推荐?s?e时引用了《书》的“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提醒晋文公用人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赐之车马衣服，酬其劳功。从宫之奇、赵衰以及《左传》《国语》等记载春秋卿大夫引用《尚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随手拈来，脱口而出，显示出对《尚书》内容的熟知与深刻理解。 春秋卿大夫不仅熟知《易》、《诗》、《书》等典籍文献，而且还积极参与文化的创制，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创制活动中，同样也显示出良好的文化素养。《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它虽然简明，仅有16500余字，但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论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高度赞扬了《春秋》的作者，而这些作者恰是那些身为大夫的史官。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修史专官撰写的类似于鲁之《春秋》的史书。《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也就是说，身居大夫之位的诸国史官创制了许多类似于《春秋》的史书。由于《春秋》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传传述史实，阐释义理，开《春秋》之学的先河，并使《春秋》成为“诸经之总龟”。《诗经》是先秦的一部诗集，尽管其中的卿大夫作品是以西周为主，但《小雅?大东》、《小雅?都人士》则是比较肯定的春秋东周卿大夫作品。春秋卿大夫不仅直接参与了春秋文化的创制活动，而且他们饱含文化内容的实践活动为春秋文化的创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数千年流传不衰的《左传》、《国语》、《诗经》等历史文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春秋卿大夫的那些饱含哲理的言论对话和充满智慧的实践活动。 　　春秋卿大夫对《易》、《诗》、《书》的熟知与深刻理解和他们的文化创制活动，显示出很高的文化素养。然而，文化素质不只是简单的知识堆积，而是各种文化知识的有机组合。这种组合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文化素养的价值。―春秋卿大夫对《易》、《诗》、《书》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及其他们的文化创制活动表明，突出人文知识，疏忽自然科学，是他们文化素质结构的基本特征。《诗》不乏鸟兽草虫，《春秋》记载了日食、月蚀、风、雨、雷、电、霜、雪、丰、歉，但都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