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西学东渐”.docVIP

PAGE  PAGE 6 曾国藩与“西学东渐” 　　文被誉为“同治中兴”三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毁誉参半、评判存异的人物之一，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贬其人，以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耍其天姿，亟功名善变人也”。然曾国藩作为中国洋务运动中最关键的地方重臣，其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留学教育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硕果累累，开创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新局面，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投身洋务运动 发展近代工业 　　 　　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而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进行。清朝统治者处心积虑的是，如何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求强”、“求富”为旗号；以“镇民”、“御侮”为双重目的的洋务运动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试图从设厂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着手，发展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作为一个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和封建官僚，曾国藩领导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在战争中深刻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并认为战争取胜，实赖洋炮之力。曾国藩因此催请清政府用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在《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更是明确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世之第一要务。” 　　曾国藩也认识到轮船枪炮不能仅靠银子购买，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己仿造船炮：“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还说：“资夷力助剿，济远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永期之利。”这个观点，实际上成为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曾国藩的上述主张，得到了洋务派中央代表奕 的赞赏，被誉为“深思远虑”之论。同时奕 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解决这一燃眉之急，1862年曾国藩攻陷安庆之后，创设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仿制西方武器的第一个兵工厂，正是以安庆军械所开始，“师夷智”从一种议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派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 　　在安庆，曾国藩网罗了各种懂得西方情况和科技的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皆以宾礼罗致幕下”，任用他们制造轮船和兵器。1863年，容闳来到安庆，曾国藩对这位来自美国的中国人颇为重视，并接受容闳建议，决意建立一座机器工厂，随后派容闳出洋购买机器，运回中国后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安庆军械所制成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这极大的鼓舞了曾国藩的信心；1868年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峻工，曾国藩在南京亲自登船试航。曾国藩领导和从事的仿制船炮和其他实践，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并造就了徐寿等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同时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更实际的行动冲击了“天朝至尊”的思想，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形成，为“西学东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创办翻译馆 传播西方科技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除了购买和仿制西方的机器设备外，更为重要的是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传播科技的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曾国藩认为“洋人制器，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但以彼此文义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故“翻译一事，系制造的根本”。曾国藩接受了李善兰的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专择有稗制造之书，详细翻出”。 　　曾国藩组织了大批的中外学者，致力于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从1867年到1880年之间，以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的方式共译书98部235本，包括了数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学、地理、医学、工艺、军事等众多领域。此外还编译了当时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等副刊，其中《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共出版了108期，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情形，开拓视野裨益很大。梁启超曾评价《西国近事汇编》说：“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新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除翻译西书外，徐寿等人还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1875年前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格致书院，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 　　翻译馆所译西书颇受当时中外学者的欢迎，不仅中国的官绅文士争相购买，连外国人也“书缄频案，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新用各物之名，访求新译西书之目。”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也不可轻估。首先，翻译馆的创办打破了以往教会垄断译书的局面，扩大了译书的范围和自决权。译著的内容已不再是谈经说教进行宗教宣传，而是各种科学和技术书籍的推介。其次大量译著的问世，奠定了我国许多近代科学的基础。如李善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