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权立法现状的考量及路径选择.docVIP

PAGE  PAGE 7 检察监督权立法现状的考量及路径选择 　　一、现有检察监督权立法体系的考量 　　 　　第一,上位法不明与下位法缺失。宪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职权的性质与内容。这导致依宪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能对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权做出翔实的规定。 　　第二,立法条文散乱,缺乏系统性。现有有关检察机关具体职权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之中。另外,最高院、最高检的法律解释中也散落着零星的检察监督权的权能。由于没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统领,各诉讼法规定的监督权能失衡。 　　第三,立法体系多有空白,漏洞百出。第一,分监督权能有法无据。检察监督权有宪法授权却无条文依据。第二,使监督权有原则性无可操作性。部分检察监督权被原则性的授予了检察机关却少有被行使。第三,察监督有权力无拘束力。部分检察监督权的有行使的路径,但没有相应的法律结果,导致检察监督权没有权威,收效甚微。 　　由于立法现状的主要缺陷在于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体系,因此产生的弊端显而易见:检察监督权的法律渊源遭疑,察监督权的权威性受损。 　　《宪法》作为检察监督权最根本的形式法律渊源过于原则;《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作为最重要的形式法律渊源却立法滞后;其他诉讼法部门检察监督权立法空白,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范围只能利用人民检察院出台的相关文件和解释加以规制,或者直接在检察理论上的寻求支持和突破,因而其形式法律渊源备受争议,直接导致部分权能不为被监督机关所接受。再则,因制度设计的缺陷,部分监督权能的行使程序及法律后果尚未制定,无法律拘束力更降低了监督的权威性。 　　 　　二、检察监督权立法的路径选择 　　 　　(一)分权制衡精神下的改良主义 　　以完善修复的态度巩固检察监督权的立法权威,必须坚持以权力制衡权力的精神理念来来指导立法。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后三者机关应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可以说,这其中体现权力制衡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只有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才是最彻底的制衡精神。我们不能把制衡学说等同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 ,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1而“将分权制衡理论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对于充实我国检察制度的基础理论,对于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笔者认为,分权制衡理论才是检察监督权最深层次的法律渊源,在现有立法框架内以强化制衡为目标健全薄弱环节,弥补不足之短才是巩固监督权权威最直接的途径。 　　从立法形式的角度看,必须建立检察监督权的多维立法体系。亟需对立法金字塔最上层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使其成为下位法的设置监督权能的合法依据,同时,促进同阶位法律的早做修改,将监督权能规范到各诉讼法等领域以及其他法律部门。各部门之间的权能设置、行使程序相互呼应。建立统一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多层次的的立法体系,完善检察监督权各阶位、各方位的形式法律渊源。 　　从法理的角度看,必须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制度设计,细化程序规则、明确法律后果。“法律规范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是指引人们的行为、预测未来行为及其后果的尺度,同时也是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3检察监督权必然规制法律后果才能成为法律规范被加以遵守。 　　以分权制衡的态度,从现有立法的薄弱之处入手进行立法改良,才能真正为检察监督权的各项权能正本清源。 　　(二)有限监督原则下的扩张之路 　　有学者说,“检察制度在过去恢复重建三十年是在诉求法治和司法改革语境下检察制度全面发展的三十年。”4今天,检察制度的发展仍然在这个语境之下。只是改革的重点落在了强化法律监督的问题上。曹建明指出“检察监督全面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强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强化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高度重视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 依法监督纠正裁判不公、侵害人民群众正当权益等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随着分权制衡理论的强化以及司法改革的推进,检察监督权的扩张是一个必然趋势。以何种立法形式、立法内容来确立更多的检察监督权权能成为立法体系的发展课题。 　　但过犹不及,检察机关的权力过大,造成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法律关系失去平衡,有悖于分权制衡原理和诉讼公正原则。《宪法》所规定的各司其职、独立审判等原则同时制约着检察监督权的扩张,检察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机制,它并不是要凌驾于审判机构或侦查机构之上,对于其监督权能的限制必须不违背审判独立原则以及不与侦查职能相冲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