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皖派汉学家.docVIP

PAGE  PAGE 5 清代中期的皖派汉学家 　　清初朝廷继续推行崇尚宋明理学的文化政策，以理制欲的学术理念已经转变为现实的政治需求。但是，理学已过其鼎盛期而进入衰落期，政府给出的强心剂也难以重新使其得以振作。于是民间学者大都把学术兴趣转移到对考据学的钻研之中，使得汉学考据之风蔚为大观。吴派汉学出现后，汉宋之学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局面，到皖派形成时，汉学已呈压倒宋学之态势。乾隆中期以后，汉学逐渐进入鼎盛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决定开馆编纂《四库全书》。这个浩大工程集中了当时全国的著名学者数百人，其中仅直接参与该书编纂的人员就达360多名，学者们获得了难得的相互切蹉学问、交流心得的机会，也使《四库全书》在花费九年时间并经过学者认真编纂、考证、校勘和精审之后，终于编成初稿。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朝廷对宋学和汉学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力图使宋学、汉学两个经学流派都成为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学术工具。因为汉学研究同样可以使读书士子埋头故纸，白首穷经，根本无暇顾及现实社会问题。这样的学术研究局面对清朝社会安定是有益的，由此汉学更加兴盛，以至成为清朝中期学术的主流。 　　清代中期皖派汉学的首要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举人，后曾参加会试，但未得进士及第。晚年以朝廷特召而充任《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戴震治学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其中包括音韵、经学、天文、舆地、历法、算学、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他的治学思维和方法就是从对文字的训诂人手，以考证经典之本义。但他的考据、训释，虽然基本上以汉儒为根据，但并不唯汉儒经说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求是”为基本原则。因此，作为皖派代表人物的戴震，在经学研究中显示了与吴派汉学的区别。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部从文字训诂开始，全面研究《孟子》，又从训诂出发，深入探求该书义理的著作。他在书中否定了朱熹理学“理在气先”的观点，认为理存于欲中，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根本就是“以理杀人”。因而，戴震的这部著作有很强的政治性。遗憾的是，该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进步学者足够的重视，却遭到保守学者的攻击。皖派后来在音韵、训诂、考据之学的研究中有很大进展，但义理之学的探索则未能坚持反宋学的传统，后期出现了汉宋渐趋合流的态势。当然这未必就是学术的蜕化，而是学术转型的开端，这是后话。 　　另一位皖派汉学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段玉裁(1735－1815年)，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是戴震的学生，学术上受到戴震的很大影响。他和下面将要介绍的几位皖派学者都不是安徽籍学者，但在治学上受戴震影响，故称其为皖派学者。他对于小学有独到的研究，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是注解、训释和研究《说文解字》一书的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后人在阅读古文献和研究古文字时必需参阅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做出详细注解，并提出了“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的原则，他运用这些原则解读古代典籍，解决了音韵、文字、训诂、词汇等方面的许多疑难问题。王念孙对此书称誉有加，认为这是“千七百年来未有之作”，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学术地位。段玉裁也因此成为清代著名的汉学家。 　　紧随段玉裁之后的是王念孙。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学术界称他为石?J先生，江苏高邮人。他精通文字、音韵和训诂之学，并在此领域有很高造诣。其中《广雅疏证》、《读书杂志》是王念孙的重要著作。《广雅疏证》是对汉朝张揖所著《广雅》一书的校勘、疏证和训释。他在对此书的研究中认为，汉代学者的语言文字研究，往往重字形而不重字音，在训诂上也拘泥于由字形上加以解释的办法。由此，王念孙明确提出“训诂之骨，本于声音”的论点，这就把语音转变理论实际运用到训诂上来，在训诂学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广雅疏证》一书也因此达到很高水平。其子王引之继承家学，著作主要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这些著作在学术上发挥了王念孙的训诂学理论，在经学研究中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后还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汪中、凌廷堪、焦循等人，大致继承了戴震一派反理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他们既重视音韵、考证之学，也主张研究义理之学；既主张深入研究纯粹学术问题，也强调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促进作用，因而格外讲究经世致用。这是清代中期汉学在学理上开始进一步转型的预兆。因为在19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出现汉宋合流和重视经世致用的新局面。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用严密考证的研究方法，得出《大学》一书不是孔子之作的结论。他极力反对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歧视和摧残，认为妇女殉节、守节的行为都是不合人道的。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还校勘、考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