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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游戏精神的转向及其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如果说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成人社会的引领和定向，我们就必须关注到儿童生活的质量，使得游戏在儿童的生活和教育中实现其最美好的价值。 　　一、游戏精神的古典历程 　　游戏精神常被认为是游戏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或价值，这是一种误解。从实体性活动的角度而言，游戏的确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但游戏精神，则是游戏被赋予的特定价值，它反映了我们对于游戏的观念。观念的存在是异常复杂的，它不仅有着诸如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样的阶层差异，还存在着时间向度上的发展。游戏精神一词，更多是人类的思想领域对于游戏所持有的观念；何谓游戏精神，不同的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答案。① 　　追求快乐、自由，是每一个高级生命体的内在倾向，它直接表达于游戏活动之中。在游戏精神的古典历程??，“自由”一直被视为最高的价值。德国思想家席勒是持有这一观念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构成人的天性的两种冲动――形式冲动和感性冲动之间失去了平衡，彼此处于争斗和冲突之中，不仅带来了个体身心和谐状态的缺失，而且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社会阶层冲突。由此，他提出人具有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表现在儿童期游戏活动中，以及更高级的人类活动形态――艺术活动中。因此，进行审美教育、通过艺术活动来完成理性和感性的平衡，达到个体身心乃至社会和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游戏和艺术同宗同源，艺术就是游戏的最高形式，因此席勒提出了最著名的命题：“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 　　但当我们将视野推及席勒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试图解决的问题时，会发觉他赋予游戏精神的最高价值是“理性自由”，尽管他试图平衡人的理性和感性，但这种平衡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通过审美的状态，达到道德的状态。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将理性视为人之为人的特质，这是自柏拉图以来，历经康德而逐渐发育完善的观念，至黑格尔处到达顶峰。作为康德的门徒，他发展了康德关于游戏的愉悦心理的阐述，赋予了游戏以超越和自由的精神，同时又将之作为通向理性自由的桥梁。 　　谈及游戏精神，心理层面的“愉悦”和精神层面的“自由”，是并行不悖的。这也是为何游戏有被人贬抑和轻视的原因。从个体而言，“勤有功，戏无益”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道理；从社会角度而言，游戏会冲击现存的社??秩序，具有破坏性力量，因为愉悦可以被理解为沉溺享乐，而自由可以被理解为无视规则。人们普遍对游戏持有一种困惑的态度。一方面是哲学家对它的颂扬和歌唱，另一方面却是成人对它的轻视和提防。只要一个社会仍然广泛存在着这样二元对立的状态，游戏就不可避免地徘徊在精神上的乌托邦和现实中的魔鬼屋之间的尴尬地带。 　　二、游戏精神的后现代转向 　　游戏精神的内涵自二十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游戏进行集中阐述并形成了鲜明观点的解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游戏无主体”的命题，第一次将游戏置于了主体性之外。他阐述道：“游戏自身就是主体，它具有一个不断生成的永无止尽的结构，游戏的人在其中是一种“沉迷”状态，作为理性主体的身份已经消失。”[2]他将艺术作品比喻为游戏，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对话游戏，他的名言“一切理解都是偏见”也显示出了多重解释的可能性，从而瓦解了科学和理性的权威地位。 　　将游戏视为是对理性主体的背离和瓦解，突出游戏规则的约定色彩和游戏活动的不确定特征，一定程度上是后现代哲学家们的共识。后现代哲学表达的游戏精神不仅没有凸显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反而对其进行了解构和摧垮。将他们的思想置于广阔的文化情境中来理解，可以体察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科学知识作为真理，产生了对意义的遮蔽，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权力系统；自然失去了内在价值，成为了被掠夺的对象；个体主义将人置于孤立的、壁垒森严的境地；实利主义盛行，人成为了经济动物，丧失了精神家园。而游戏则被他们赋予了特别的精神内涵，他们的话语背后，倡导的是用游戏的规则替代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破除主客体的对立和边界，建立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对话关系。 　　游戏精神的后现代转向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游戏活动是一种意义丰足的文本，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可能在其中解读出不同的价值。如果将游戏精神视为时代精神的化身，识别出游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被赋予的精神特质，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引领当下和未来的生活。 　　三、儿童教育中的游戏精神 　　童年和游戏有着密切的关系，童年期就是游戏期，这不仅是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共识，也是现代儿童教育最基本的命题。十八世纪时，它还被看作是教育的毒药，到了现代它已经成为了童年的象征，成为了一种教育活动形式。可以说，现代西方儿童观建立的过程，就是儿童游戏的地位不断升迁的过程，也是游戏与教育不断一体化的过程。发展心理学家一再强调，游戏活动是童年期最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