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追忆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docVIP

PAGE  PAGE 5 王镛追忆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World Art：2003年中国第一次以国家馆身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王镛：2002年的时候，2003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文化部门组织当代中国艺术家在那儿搞一个中国馆。当时冯远是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他和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的负责人一起(主要由冯远负责召集)，组织成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包括丁伟、冯远、邵大箴、张宇、水天中、刘骁纯、刘国华、安远远等人，征集策划方案。范迪安(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和他的助手黄笃、我(王镛，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陈履生、王璜生、张晓凌、徐虹等人都提供了策划方案，参加了冯远在文化部艺术司主持的讨论会。经过大家讨论，冯远又上报给文化部一个副部长协商，认为我和范迪安的策划方案比较合适，决定由我们两个人担任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黄笃担任助理策展人。范迪安和黄笃他们最初的策划方案好像叫“再出发”，大家同意他们推荐的几位艺术家参展，但觉得主题不太明确，作品比较分散。我最初的策划方案叫“新家”，大家觉得我这个主题比较集中、完整，可以把范迪安他们推荐的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串起来，所以决定把我们两个策划方案合并在一起。我所谓“新家”(New Home)是一个幻想的“家”，是一种隐喻和象征。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划博纳米策划的总主题是“梦想与冲突”，我策划的主题“新家”与总主题呼应，侧重于梦想，隐喻今天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梦想，也象征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同时在威尼斯双年展建立一个梦想的“新家”中国馆。 　　World Art：等于是威尼斯双年展的第一个中国馆，我们安了一个家，这么一个意思? 　　王镛：对，确实有第一个中国馆在威尼斯双年展安家落户的意思。我原来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大型装置，一个“四合院”――真是一个“家”的样子，准备安放在威尼斯双年展主展区城堡花园也叫双年展公园里，那里有许多国家馆，没有中国馆。 　　World Art：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馆。 　　王镛：现在也没有，在威尼斯双年展公园里没有中国馆的地方。虽然叫中国馆，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早年比利时(1907)、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直到近年韩国(1995)等31国都在威尼斯双年展公园里建了国家馆，现在那里不允许再有新建筑了，所以我们想搭建一个临时的装置“四合院”，然后把参展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串起来，拿这个“新家”的形式串起来。后来范迪安可能觉得“新家”的名称太简单、直白，他喜欢标新立异的名词，于是他新造了一个词叫“造境”(Synthi-Scapes)，代替了“新家”的名称。他所谓“造境”大概也有中国传统艺术营造意境的寓意，但我觉得外国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不过，参展的艺术家们基本上还是按照“新家”的构思来创作的。王澍做了一个灰砖的“拆筑间”，相当于“门廊”；展望的不锈钢雕塑装置“山水盛宴”，相当于“客厅”的摆设；杨福东的录像艺术《天上天上，茉莉茉莉》，相当于“起居室”的生活；然后就是吕胜中的书架、书籍装置“山水书房”(吕胜中原来的方案是“小红人”，后来我们说你这个太俗了，老剪纸小红人，换一个雅的吧，他就换成了“山水书房”)；还有刘建华的陶瓷装置《日常一易碎》，陶瓷枕头、鞋之类相当于“卧室”的用具。 　　World Art：谁负责具体的执行展览? 　　王镛：是由文化部艺术司美术处具体负责与参展的艺术家们联络，美术处曾经把他们的作品具体设计草图复印件交给我和范迪安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范迪安、黄笃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的人还去威尼斯双年展现场考察过。他们发现威尼斯双年展主展区城堡花园不允许再建新建筑，想在那里盖一个“四合院”纯粹是梦想，根本不可能。但是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为我们租赁了威尼斯市中心圣马可广场西南角拱廊的一套二层楼房，作为中国馆的临时展厅，正好有一个“家”的感觉。王澍的“拆筑间”准备用灰砖砌在一楼一进门门厅那儿，展望的不锈钢雕塑装置“山水盛宴”准备布置在一楼的客厅里，杨福东的录像安排在楼梯上，延伸到二楼起居室，然后就是吕胜中的“山水书房”，再里面是刘建华的陶瓷装置卧室了。圣马可广场西南角拱廊是参观圣马可教堂的必经之地，所有观众都要穿过这个入口，所以中国馆在这里特别显眼、人气旺盛。而且给我们优惠的半年租金80万元人民币，在寸土寸金的威尼斯非常便宜了。楼房前面有一个小的草坪花园，可以举行开幕式、招待会等等。 　　World Art：我去过，有一点儿印象。 　　王镛：但是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知道谁的主意，可能是我们自己害怕传染人家，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展出取消了。王澍的砖头都运过去了，但迟迟不能够上岸。船在威尼斯岛边上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