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G20峰会.docVIP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G20峰会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G20峰会 二十国集团经历了从G7/8到G8+5，2008年首次召开G20领导人会议，最后终于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2010年建章立制；G20也从G7/8时代以应付金融危机为主要内容的临时应急性会议转变为以年度为周期召开的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领导人峰会；从G20成立以来，其机制在不断完善，制度不断进行变革；就G20机制化过程本身以及自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进行了探讨。 　　二十国集团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 G20机制化及其政策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G20自身的机制化 　　（1）阶段一：从G7/8到G8+5 　　G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是由7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组成，G7最早是工业化国家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而组成的集团，最初只有G6（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于1975年诞生，次年加拿大加入。20世纪 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 OECD本文由.L.收集整理国家的经济衰退等事件促使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政策协调的缺乏，G7应运而生，1998年俄罗斯被吸纳，发展成为G8（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成为重要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G8占有全球人口15%，GDP65%。 　　从1975年至2007年之间，G7/8的机制实际上仍然由7大工业化国家主导，俄罗斯被边缘化，在此期间出于制度均衡阶段，从制度需求角度看，已确立的基本规则和宪法秩序符合7大工业化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于其先发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出于主导地位，因而市场规模足以使G7成员国维持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地位，对全球经济制度拥有几乎绝对的话语权，因而他们希望维持旧制度而不需要新制度。从制度供给角度看，在此期间，制度设计成本显得没必要，成本太过昂贵，从而导致新的制度供给的预期净收益太小甚至为负。因而此时制度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使得无论是内部成员还是外部非成员都没有改变现有机制的动力，从而出现了相对静止的制度均衡状态。 　　从2007年开始，这种制度均衡开始慢慢发生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崛起，这种制度均衡变成了非均衡。一方面，从G7/8内部需求来看，随经济全球化，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突出，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气候变化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挑战，让G8根本无法独自应对。同时，世界多极化也使G8在代表性和合法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G8内部滋生了对新机制的需求。另一方面，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有提升自己国际经济地位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需求。从制度供给来看，将G7/8扩容，加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国一方面可以提高该论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解决原有成员国不能解决的问题，还能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新的机制成本小于收益，新的机制成本也小于维持原有机制的成本，上层决策者净收益较大，制度需求刺激了制度供给。因而从原有的G7/8机制转变为G8+5（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G8+5模式的出现预示着未来变革的方向，但它自身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在部长级或更低级别的会议上，G5（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部分议题上享有同G7/8成员一样的权限，形成类似G13的模式。但在领导人会议上，G5则完全遭到边缘化，G5只能参加范围有限，而且议题已被对方设定的对话会，在这种框架下，G5在全球经济事务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更无法去影响G7/8内部的讨论和决策。此外，G5成员只是受邀参加，并无资格身份，加之其他新兴经济体也难以发出声音，因而这种模式难以有效缓解制度变革压力。 　　（2）阶段二：从G8+5到G20 　　2008-2009年，全球经历了70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传统的G8国家更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受到冲击较小，率先走出危机，开始了复苏之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G20中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表现较为突出：中国GDP增长率达到9%，印度7.1%，俄罗斯7.3%，巴西5.1%，印尼6.1%，墨西哥6.5%，阿根廷7.0%，而同期全球的GDP增长率则仅为2%。从G20建立的近十年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长都超过了G8成员国（俄罗斯除外）。平均而言，G20经济增长率为3.9%，G8的经济增长率为2.6%。如果将GDP看成是一国在全球的市场规模，则G8成员国的市场规模在下降，身为重灾区，自身无力解决，现有知识不够，是制度需求方；新兴经济体则可弥补现有发达国家的不足，可以以其后发优势较容易的走出危机，走上复苏之路。对于G8+5变成G20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