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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教育反哺音乐教育 　　院长新语 　　 　　编者按：褒贬不一的扩招、一轮又一轮的课改、各方对音乐教育特殊性的不明白和不重视，让众多综合大学和艺术院校承受太多，他们面临的情况，似乎比单纯的音乐学院更为复杂。就功能而言，这些院校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的输出单位，直接关乎着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水平，这个基座的好与坏，决定着金字塔尖的成色。就地域而言，九大音乐学院所惠及的城市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城乡的音乐生活由这些院校生成、辐射和发生影响。这些院校的院长在想什么？学校面临什么问题？即日起，本版开设“院长心语”栏目，倾听各方院长的坦白心声，以期粗描宏观世象，带来更多的沟通和思考。第一位出场的是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田耀农。 　　 　　 　　记者：目前高师音乐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 　　田耀农：简而言之，学用严重脱节。学生所学非所用，工作岗位需要的学校里学不到。历史原因是最主要的。高考恢复，社会需要大量音乐表演、管理、制作等各类人才，而专业音乐学院根本无法满足。作为补充，各地师范大学纷纷建立音乐系，而在课程设置上也当然向专业音乐学院看齐。这一做法很好地弥补了历史的欠账，大量人才被分配至音乐院团、电台、电视台等。可以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一直到90年代中期这种做法都没有显示出其弊端。随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社会情况大不相同，从大众欣赏音乐的途径而言，可谓是迅速从留声机时代进入了电视机、后电视机时代。而这个时代对音乐表演人才的需求大量减少。这么说吧，留声机时代里，十万人需要一个郎朗，而现在一千万甚至一亿人中才需要一个郎朗。然而，可悲的是，我们还延续留声机时代的教材和课程设置，这就是目前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能谈谈具体问题吗？ 　　田耀农：比如师范的培养目标，我们现在还是提“一专多能”。坏就坏在这个“专”字上，导致单纯地追求技术。大部分院校都愿意招收有专业特长的考生入学。但是谁都知道专业好的人的目标是专业音乐学院，原本不是冲着师范院校来的，将来也往往没有到教学岗位上去工作。文化课要求也是个问题。高考中，普通师范大学是二本录取线，而音乐专业一般大约是二本分数线的60%，相当于高职高专的文化课要求。这样录取上来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注意力、自我约束的能力都有差距，把这样的人培养成其他专业的二本的水准、素养都很难。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纷纷上马“音乐表演”专业，而专业音乐学院不断扩大“音乐教育系”，我说这是“换防”。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没有培养各级各类音乐教师的层次，都往一条道上挤，教育能不出问题吗？ 　　记者：您怎样看待扩招？ 　　田耀农：利益驱使。按照国家目前对高校的投入，不收学生一份钱学费也能保证正常教学，学生的学费是教育成本的1/5，这样多收一个学生就多创收。但是，高校讲创收、产业化是违背教书育人的宗旨的。 　　记者：学生分配流向如何？用人单位满意吗？ 　　田耀农：表演专业3―5%进专业院团，大部分还是拿到教师资格证当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进少年宫和琴行等等，也有企业当文秘、到媒体的。院方接到用人单位的反馈不太乐观――主动性差、自主性差、达不到所教授课程的基本标准。教育部推行课程改革，为什么这么困难？教师素质不尽如人意这个原因不容回避。 　　记者：作为院长，既然看到问题，为什么改变不了？ 　　田耀农：一个院长要改革很难，千头万绪制约着。阻力来自各方面。 　　家长方面，为了考大学让孩子单学声乐、钢琴，每堂课少说也是三五百，家长花这个钱不心疼吗？花这么大代价把孩子送进大学，家长当然期待能收回投资，于是就要求大学多教专业，专业好了就在外面带学生，好尽快收回成本。家长出于这种考虑不支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学生方面，学生有惰性，不愿意从一种状态改变到另外一种状态，不愿学更多东西。 　　 而教师呢，相比其它专业，音乐教师的价值更加直接体现在学生身上，学生某个比赛获奖是重要标准，谁会去看某个教师为基础音乐教育的贡献有多少呢？而且，教师按照“单科独进”的方法培养学生习惯了，也没有改革动力。 　　 社会上流行的评价机制也不大允许。现在流行“单向价值评估”体系，像个指挥棒一样，我们提“综合素质”与“个性化发展”的大趋势有点矛盾。 　　记者：您认为理想的教学状态是怎样的？ 　　田耀农：从培养合格、合适的中小学音乐教师而言，我认为应该是“先博后渊”。即音乐、美、舞蹈、戏剧等方面的素质都具备之后，可以在某一方面发展特长。每个方面不要求太高，满足教学需求即可。官方应该制订更为详尽的音乐教师职业标准，不仅规定门类，还要说明程度，比如钢琴应该在什么水平？我看车尔尼849就够了，可是许多院校回避这么说，好像一说就降低了自己的水准似的，但是做教育盲目图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