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初天津摊贩生存空间的转换与控制.docVIP

　　浅论民初天津摊贩生存空间的转换与控制 摘要　民初的城市改良运动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街头城市摊贩更是造成了生存压力。本文以民国初年的天津街头摊贩为个案，来考察各利益主体围绕旧传统与新规章所展开的利益博弈。 　　关键词　民初，天津，摊贩，利益主体 　　　 　　20世纪初，随着由官方推动天津“城市改良运动”的开展，街头摊贩是否应该取缔成为天津政、商界热议的焦点。不同利益主体提出了各自的诉求，并为实现这种诉求而努力。本文拟通过对民国初年天津街头摊贩废立事件的考察，来探究官方、商会、商号，以及摊贩是如何围绕此事件来进行利益博弈的。 　　 　　一、改变：摊贩生存空间的转换 　　 　　1，传统经营格局下的共生 　　传统社会的商业街区布局有利于摊贩开展交易活动。天津开埠之前，传统城市商业区以三岔河口为基点，并以北大关为中心，形成东西方向的三条商业街区。在这种以商业街为主干，以垂直小巷为支路的树形商业街区里，店铺或摊贩通常设在商业干道以及垂直街巷的两旁。这种树形干道骨架可以使商业区干道内与城内主轴线干道相连，外与通向四乡外埠大道相接，并与众多不规则的小街、小巷相连接通向平民居住活动的各个角落。这种交通体系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让摊贩和平民自由的通过步行买卖商品。 　　传统商业街区也为摊贩提供了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力。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多为“官式做法”与“民间做法”相结合，自上而下的“官式做法”表现为城内路网布局为规整的方格网，道路主骨架多为“十”字、“井”字、“丁”字或双“十”字等构形；自下而上的“民间做法”是在官方管治框架内由民众自行营建填充而形成的胡同网，二者的相对平衡构成了城市空间的整体布局。官方通过这种自发性的管理来保证社会的稳定，而人们也通过这种管理保持着对街头公共空间使用的权利。 　　传统商业街区里的店铺与沿街摊贩能够实现利益上的互补。以天津最有名的估衣街为例，晓市是估衣街摊贩的一种重要的营业方式。在不妨碍门市商店正常营业的情况下，每天清晨到日上三竿，摊贩们通过与批发商和零售商讨价还价，购进所需货品，然后销往津门百姓家。估衣街晓市形成了与正式门市存在的“双重市场”，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晓市商品的买卖情况来改变当日生产或营业的重点；另一方面晓市的繁荣也为估衣街积攒了人气。 　　 　　2，传统与现代经营格局的矛盾 　　街头摊贩与门市店铺共生共荣，成就了估衣街的繁荣。但是，这种自发性的街巷网络随着1900年天津城墙的拆除以及租界区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传统树型空间格局的无序状态与租界棋盘型空间格局的有序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传统商业街区受干道稀疏型城市形态的限制，以及家庭作坊型经营方式的约束，不仅使得主干道路交通比较拥挤，而且“客货不分，人车不分，景象纷乱”；再者天津城内道路在1900年之前全部用石铺路，长年不加修缮。以至于每年六、七月阴雨连绵季节到来之时，雨水涨到路上，几乎行人断绝。相较之下，租界区的商业中心规划以网格型布局，道路系统等级相近，匀质密布，成面状发展，交通极为便利，很少有车马堵塞的情况。 　　其次，随着商业中心区由旧城区逐渐向租界区转移，旧城区的商号面临着客源减少的危机。都统衙门在城墙拆除之后，沿原地基铺筑了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和西马路。由于城墙既宽又直，有利于电车的运行。1906年2月16日，中国第一路有轨电车就是围绕这4条马路开始运行的。电车的出现，促使城市的发展从围绕旧城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其中红牌电车通过奥、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黄、蓝牌电车通过日租界旭街和法租界杜总领事路(4-统称和平路)，直到梨栈一带。到了20世纪20年代，黄、蓝牌电车道成为商业的主要聚集区，租界商业区逐渐代替老城商业区成为人员流动最快的区域。 　　 　　3，路政改革：官方对摊贩生存空间的侵入 　　外部城市商业格局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摊贩们的经营空间，而且也改变了官方对摊贩的看法，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官方对摊贩的取缔。 　　具体而言，警厅宣布取缔街头摊贩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路政事关政治开明程度，是政府形象考绩的标准。自租界在津开辟之后，如英租界街道平滑且易清扫，日租界的旭街有双车道的宽度和双轨电车宽度，行车舒畅。反观中国境内，“天津街道，多系碴石路，虽多修补，仍多坎坷不平。更以积重难返，视诸租界之街道反有愧色。”因此，政府当局发出：“其景象竟与各租界判若天渊，文明开通者往往引为国耻，深诋官家政治之不修”的感叹。 　　其二，道路事关城市安全。警厅认为：“天津为北洋通商巨埠，交通最宜注重。无如近见北大关、大胡同及围城马路等处各项小摊妨碍路政，久为识者所指摘。况以上各处行人车马如织，而电车尤所宜防，若不将便道清理，恐电车车马碰伤行人事，以后在所难免，是不得不思患预防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