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docVIP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以积贫积弱著称的宋代，是一个特殊的 历史 时段。一方面，在广袤的北部边疆，先有辽、夏与宋争雄，后有金与宋为敌。期间，宋朝曾于“澶渊之盟”后向辽朝纳银输绢，于“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因而就宋与辽、金的关系而言，以往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朝贡关系，已呈颠倒之势。西夏与宋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的册封并频繁遣使朝贡，但恰如司马光所说:“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1](卷206)元人也认为，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2](卷486)。另一方面，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 中国 经济 、 政治 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日益繁荣。除大批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外，许多国家遣使朝贡。据《宋会要辑稿·蕃夷》所载，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为302次[3](P104)，其中，除东亚的高丽外，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等东南亚和西亚国家来华朝贡频繁。这一特殊的 时代 背景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朝贡关系的特殊性，二是朝贡贸易经历了由鼓励到限制的变化。上述特征在朝贡制度方面皆有所反映。 一、朝贡关系的特殊性 所谓朝贡关系的特殊性，是指在夏夷长期对峙和宋朝一直“积弱”的格局下，宋朝特别是北宋统治者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所以不仅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2](卷485)。这种情况直到南宋时期，才逐渐有所改变。 朝贡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在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历宋之世，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东邻之国中惟有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与此同时，高丽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大成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来宋朝贡。次年，宋太祖降制高丽国王，赐命王昭为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2](卷487)。淳化四年(994)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2](卷487)。天圣八年(1030)高丽王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卷487)。至神宗年间(1067－1085)，韩中朝贡关系再度活跃。对此，马端临评论说:“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4](卷325)但对正在实施变法的宋朝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为“结之以谋契丹(辽)”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2](卷487)。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5](卷2)。元丰二年(1079)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2](卷15)。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1](卷302)。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元年间，朝中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主张断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如苏轼在元四年至八年间(1084－1088)先后撰写《论高丽进奉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等公文，强调宋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6](“奏议”卷6、8、10)。但其主张未被朝廷采纳。至腐败透顶的徽宗朝，为达“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2](卷487)，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对韩中朝贡关系的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以致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绍兴三十二年(1168)孝宗即位时，也以同样原因拒绝高丽遣使朝贺之请[2](卷487)。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在与西域诸国的朝贡关系中，宋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