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的追寻者.docVIP

PAGE  PAGE 6 精神家园的追寻者 　　人和故土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言明的情感；是一种藤葛纠缠、撕扯不断的精神依恋。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篇章。在地图上像”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是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墨客赖以生存“精神家园”。不管因何种原因而远离故土，但关于故乡的记忆却永远都是精神的一片栖息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乡土的怀恋与歌吟更多是一种“精神还乡”。也正是因为基于这一点，我们发现比较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与福克纳是很有趣也很有价值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体现在此时世界文化的骚动迁徒中，“精神家园”的失落成为困扰中西方思想界的一大难题。这是因为伴随着大工???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并没有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充实，相反，人为外物所役，不断地沦为机械、金钱、名誉、物欲……的奴隶，人们日益感到生命的委顿、生存的危机。于是文化哲人，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状态”产生了忧思。他们力图返回自然，追求和谐的人性，抨击现存价值观念，眷恋传统的道德，倾力为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而求索创造。因此“乡土”就成为漂泊的现代都市灵魂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代偿物，为了实现“文化还乡”，沈从文、福克纳为此进行了毕生的探索。 　　沈从文与福克纳在对“精神家园”的求索中始终遵循着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们创作的两大明显特征。首先，他们始终在两种文化与两个世界的比照、褒贬中，即农业经济文化与都会商业文化、乡村社会与现代都市的比照中，并在对前者的褒扬、称颂，对后者的贬抑、抨击中，描绘社会、评价生命。其次，就是始终以寻找人类理想人性和精神状态作为其评价、选择的价值尺度。因此沈从文、福克纳的创作风格和精神旨向在现代化语境下突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沈从文与福克纳都对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极为反感，他们均采取了批判、抨击的姿态。他们都多次声称自己的农民身份，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这其中暗含了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触情绪。“乡下人”就字面意义来看，包含一种与现代文明对立的意味。沈从文和福克纳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来审视现代文明，这种审视使他们与现代文明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对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时代主流文化保持一种本能的疏离。沈从文与福克纳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状态的反思立场、对经济进步道德退步这一二律悖论现象进行了无情揭示。 　　沈从文在都市世界里，洞见的不是文明与进步，而是人性的荏弱、生命力的萎缩、都市上流社会的堕落与无耻以及各色都市人的无聊、空虚、浅薄、庸俗、愚蠢。沈从文始终是以一个“愤怒青年”(金介甫语)的姿态面对都市生活的，他对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上流社会的批判是严厉和尖刻的。“他要用笔戳穿都市上流社会人士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暴露他们庸俗、卑劣的真相，他要向社会的不公平开战，向虚伪开战，他要倾吐自己心灵上感受到的种种凌辱和压迫。” 　　沈从文以他独特的“乡下人”视角，发现了经济进步与道德倒退之间的深刻矛盾，洞察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侵蚀以及所导致的人性扭曲，进而予以猛烈抨击。沈从文认为，金钱所支配的城市世界的人生形式，扭曲了人性，形成了现代城市所独有的生命形式――“阉寺型”人格，它是城市绅士阶级的典型性格，虚伪和生命力萎靡是这种由现代城市文化培养出的“阉宦似的隐性人格”的共性。比如《八骏图》中有学问的人却有着肮脏的内心世界，《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太太们精神空虚、生活糜烂，《大小沅》中的大小沅在直辖市的庸俗与卑鄙。总之，沈从文尖锐地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在唯实唯利、自私庸俗的市侩人生观支配下，情感为权势萎缩，个性被财富压瘪和扭曲，生命力因只满足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日渐萎靡、退化的事实。 　　福克纳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也同样鞭挞了沉溺于物质主义追求，而丧失一切道德准则的南方新兴资产阶级。这类新兴资产阶级来自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是南方社会的穷白人，另一阵营则是北方人。穷白人本来处于南方社会的底层，由于善于钻营和投机取巧，在社会的地位不断上升。福克纳对这一类人充满厌恶之情，把他们刻画成邪恶、无知、冷酷、残忍、为物质利益所驱使不惜做出极端损人利己之事而毫无道德感的人物。如他的长篇小说《村子》以及诸多短篇小说《烧马棚》《花斑马》《黄铜怪物》等刻画了一系列穷苦人的代表性人物――“斯诺普斯”，他们为了追逐钱财，做出了坑蒙拐骗，甚至杀人放火的恶劣行径。“斯诺普斯主义”现已成为一个英语词汇，用来指称那些为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顾及任何道德准则的人。 　　沈从文与福克纳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他们对具有边缘文化形态的特定地域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人类的精神状态问题，都试图在边缘文化形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