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以米尔恩人权哲学为视角.docVIP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以米尔恩人权哲学为视角 　　「摘要」先验的人权观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已经不再具有批判性的积极意义，米尔恩人权哲学通过对先验人权观的批判，以低度道德作为其权利体系的理论起点，其有利于消除人权国际保护中的政治化的趋向；低限人权概念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内核，低限人权概念在人权国际立法中具有可操作性，使人权国际保护从理论必然性走向了现实可能性；普遍人权命题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诉求，普遍人权命题意味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人权标准的普遍性，并调和了不同人权价值的对立，从而为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平台。不关心。这也违背公正原则，因为如此对待就否认了他所应得的一切。最糟的是，这还违背尊重生命原则，因为如此对待就等于把他的生命当作为某种目的的可牺牲的东西。”[9]所以，只有按照公正原则、尊重生命原则等普遍道德原则行事，才能符合人道原则这一绝对命令。这样，米尔恩通过人道原则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米尔恩的低度道德标准并不是抽象的人权标准，他认为，任何共同体实际存在的道德总是由共同道德和特殊道德结合而成的，在不同的共同体的特殊道德之间是有差别的，由此而产生了道德的多样性。因此，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及其所要求的道德权利虽然是普遍的、共同的，但对它们的解释却是多样的，米尔恩的低度道德标准是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人权根据，实现人权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使人权的国际保护具有现实性，并着眼于具体人权的国际保护，有利于防止某些国家以抽象的、任意的人权原则去评判他国，从而防止人权的政治化趋向。同时，米尔恩并没有将低度道德的要求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而是将人权保障与法治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侧重于与社会传统相联系的法治保障。 在自然法理论上，自然法与实在法、自然权利与实在权利是二元对立的，人权是自然法里的自然权利，人权的实行与保障就是使抽象的权利转化为具体的权利，这往往要借助于暴力。米尔恩认为，既然人权来源于法律、习惯和道德规范，人权基于人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的成员资格，人权的保障就应该有该社会的原则和规则来规定，并以此来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米尔恩强调符合社会传统的习惯作为权利的来源，并强调其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他指出，“在那些依据有悖于优良传统的法律而生活的社会里，法律上个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保障，人权的法律保护也因此是微弱或无效的。”[10]米尔恩以此来反对将实现人权的重点放在推翻和削弱政府权利的现存秩序，这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秩序的改善与维护。米尔恩强调与社会传统相联系的法治保障，对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障，在他看来，其理亦同。因此国际人权法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基于国际习惯和国际社会的优良传统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国内法也应基于国际法的原则，通过国内的法治秩序，将人权的国际性保护转变为国内保护。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条约；在国际习惯法的认定上，习惯法在理论上应该高于各国法律，但实际上许多国家都不对习惯法在国内法的效力作特殊规定。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就将国际习惯法也置于和条约以及联邦法律同等地位。在美国判例实践中，后制定的联邦法律甚至优越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12]此外，国际法也不否认，对于从一开始就反对某一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不受该规则的拘束。从此意义来说，国际人权法还处在一种尚未成熟的阶段，其权利的性质更具有道德和理想的超前意义。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有限性，在人权的国际保护领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当人们来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时，他们往往习惯于直接用人权来评价，很容易忽视人权法的功能。”[13]而米尔恩的“低限人权”概念可以直接用以对一国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评价，而避免了以人权作为对他国政治评价的工具，所以，在国家人权立法中可以借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低限人权具有固有性。在米尔恩低限人权的七项权利中，生命权、自由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权利，是人之作为人而具有的权利。比如，对于生命权的保护，“血亲复仇、决斗和涉及到的夺取生命，按某种道德法典是正当地，按另一种道德法典，则会是不正当地或‘任意的’，但是，出于纯粹的私人目的，或为了满足虐待狂似的愉悦而杀人，则总属于‘任意的’，是违反低度道德和低限人权的。”[14]第二，低限人权具有绝对性，尽管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因为文化的差异，人权具有整体上的相对性，但这丝毫不能影响生命权、自由权、要求正义权作为低限人权的绝对性，这是因为无论是差异多大的文化都具有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予以尊重的共似性。而且，米尔恩对于低限人权绝对性的论证，并不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而是基于现实中人的客观需要和理论上严谨的逻辑推导。比如，在米尔恩看来，法律下自由的权利和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并不是人权，而是公平对待和不受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