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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大师,传承学术精神 　　2009年，对于文化界，是一个悲伤的年份，梁羽生、丁聪、罗京、迈克尔?杰克逊、皮娜?鲍什、任继愈、季羡林……这些学者、艺术家的逝世，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迈克尔?杰克逊与皮娜?鲍什是两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他们凭借自己的艺术魅力，在各自并不算长久的生命历程中绽放出耀眼的生命火花与光焰，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拥有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他们属于精英也属于大众，称他们为艺术大师也未尝不可，但显然他们是大众的大师。相较而言，任继愈与季羡林两位先生在世界上肯定不享有两位艺术家那样尽人皆知的知名度。不过，这两位老人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却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两个世纪。恰与中华民族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相连。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文人精神。因而，他们的骤然离去，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悲痛l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重温他们那些涤荡心灵的声音，挖掘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反思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承传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谢绝“大师”称号 　　 　　任继愈先生生前低调、平实，备受人们尊敬。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出全集，他说：“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回忆说，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举办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不出全集，不做挂名主编，与时下一些学者比起来，任继愈似乎有些“愚”，然而，这便是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所坚守的学术品格。这种坚守不是执拗，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真正学者最为平常的选择。 　　无独有偶，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曾经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他提到的“三顶桂冠”，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笑说：“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在虚名盛行、自我加冕者不乏其人的当下，无论成就还是威望，当今均无人望其项背的季羡林，竟会为了几个头衔而感到“折煞老身”、甚至要专门撰文，请求摘掉头顶的几个桂冠。《病榻杂记》一文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当真正的大师不敢也不愿自称有的尊号。而那些以头衔为推销之术，迎合媒体热捧的所谓“大师”们，无非如娱乐版的明星一样，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做一个寂寞的少数人 　　 　　季羡林究竟有多“了不起”?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够得上资格回答的人寥寥可数。但是，从向真求实的角度，并不能因此就玄之又玄地糊弄过去!这有违季老先生的初衷。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我们从他曾出版过的洋洋55万言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一书里可以找到些许判断的依据：其一，读书阶段学了什么?季羡林在德国十年留学，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因战事而居留哥大教书期间，“发表过几篇(有关佛教梵语)自认颇有分量的论文”，但此后“顺应时势改了行”，“尝试了很多领域，成了一名‘杂家’”。其二，研究阶段有什么成果?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说法是，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领域达14个，季羡林在自述中说这是“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而得的，可见其研究范围的确十分广泛，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散文及杂文创作等。其三。学术之外做了些什么?2004年，季羡林和许嘉璐、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领衔发起《甲申文化宣言》，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不管季羡林愿不愿意，此时的他已经基本只是一个“文化老人”了……在季羡林自述中，对于并非专门的研究者来说，也许可以约略了解到季羡林的学术概貌。季羡林生前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先生说的也许是大实话。 　　任继愈，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任继愈和季羡林是两位大学者，文化界的巨擘，但是，他们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大多数人并不十分了解。当看到以上众多头衔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