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郎德的工分制.docVIP

透视郎德的工分制 　　或许绝大多数到过郎德的游客并不知道一个已经成为历史，或者对年轻人来说根本不熟悉的农村分配方式――工分制。然而，它一直是郎德开展村寨旅游的内在支撑制度，而今它又成为引起关注甚至争论的焦点它是一种“大锅饭”制度的回归?还是一种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公平发展模式?在郎德追踪调研了4年的李丽就这一问题谈了她的看法。 　　――编者 　　 　　《人与生物圈》：人们对郎德在旅游经营中实行工分制的看法大相径庭，见仁见智，你专门对郎德工分制进行了长时间观察和研究，你认为它是源于人民公社的集体制，还是植根于苗族文化传统的衍生物? 　　李丽：可以说两种因素都有。在苗族的传统中，“公平”是在分配所得时必须遵循的原则，通过接待客人得到的礼物也必须是共享的，就算得到一包糖，甚至每家只够分到一颗也会公平地分配。另一方面，虽然工分制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已经被抛弃近三十年了，原有的集体资产包括土地、农机具等也都承包到户了，但因为村寨文物是大家共有的公共资源，如何管理和使用才合理，郎德村民自然而然套用了过去的工分制，这是制度的经验，是大家曾经很熟悉的一种实践，被他们重新运用了。 　　但是，这前后两个工分制并不完全一样。今天的工分制既考虑了每个人在歌舞表演中不同的贡献，同时又考虑到村民的整体利益，是村民们在不断协商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断提出自己的诉求，在这个工分牌的制度中得到体现。虽然繁琐了些，却始终体现着公平的本意。而且，这个工分制仅限于歌舞表演，或者说是以工分制来体现文化资源的共有，它并不涉及其它的农活，也没有改变土地承包制度。 　　还有一点区别，今天的工分制是自下而上的，而过去是自上而下的。有专家提到过去的工分制是国家意志，现在则是郎德村民的自主选择，体现了村民自主意识，这是很大的差别。 　　《人与生物圈》：郎德现在实行的工分制除了有利于公平收益而外，还在社区秩序和村寨文化的维护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李丽：工分制对于郎德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分配制度，还帮村民们处理了很多内部矛盾，使得他们20年的乡村旅游过程中没有过其它许多村寨那样的分裂，甚至毁灭性的变化，工分制起着强有力的作用。正是有了这个制度，村寨内部能始终保持团结，在面对外来；中击时也能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你访问郎德时会发现，他们一直都在坚持自主，尤其是抵抗外来资本的介入，也就是抵制外来公司。他们可以对地方的开发计划说no，也可以对市场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歌舞表演从来不讨价还价，也从不给导游回扣，工分制所代表的公平分享的理念为他们自己竖起了一道抵御外力干扰围墙。如果当初没启用这个制度的话，极有可能团结不了大多数，少数精英选择的会是更偏向效率的道路，更迎台市场，也许外来资本早就进入了社区内部，收入的两极分化，人际关系紧张、社区整体结构等问题早就出现了，郎德已经不是今天的郎德了。 　　现在的这种团结，看来是因为旅游选择了工分制，其实核心还是源于传统文化，一个村寨大家都是兄弟，有血缘关系，村里除了村支书，村长，还有鬼师、寨老，遇到问题都是大家一起商议解决。所以工分制只是一种制度形式，其核心还是寨老鬼师传统体系传续。《人与生物圈》：当整个社会更多地从市场和效率考虑问题的时候，郎德在强调公平。为什么郎德能生长出这样的制度，而在其他许多村寨却难以拷贝? 　　李丽：郎德的特殊性在于它开始接触旅游比较早，而且始终遵循着公平优先的原则。一直到贵州省全面开发旅游之前，它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与空间，进行各种尝试和选择，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 　　现在许多村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过快了，面对愈演愈烈的市场化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冲垮了。假如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开发速度能有所克制，支持发展但更加尊重社区内部的制度安排和选择，给村寨充足的空间和机会，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发展方式，类似郎德工分制这样的制度也是有可能复制的。问题是外界能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和空间。其实用什么方式管理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民族的制度安排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给他们机会，他们就有可能选择一条他们感到最幸福的道路。 　　《人与生物圈》：郎德用体现“公平”的工分制来对应“效率”，是否可持续呢? 　　李丽：这个很难说。乡村有时就像一个角斗场，很多力量都在里面博弈，合力最终会促使它走向哪个方向很难说。当主流在往效率转向时他们在强调公平，可是主流龙头现在已经在往回转向强调公平了，能看到社区内部一些年轻的精英人物开始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了。 　　如果村寨这一批精英能够看到文化的深层面，并开始探索如何发掘和展现深层面的文化，并且把它和社区的公平优先原则结合，这样的发展可能会更好。工分制毕竟只是种制度安排形式，在一定阶段条件下出现，可能还要变，比如专业化分工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制度安排。工分制不是一定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