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的魅力及其反噬.docVIP

PAGE  PAGE 4 道具的魅力及其反噬 　　 道具，对某些作品来说，就像雄孔雀的尾羽。 　　好比《巨人传》中没了“风车”，《骆驼祥子》里少了“人力车”，你以为如何？ 　　堂吉柯德的一系列离奇的古怪的故事，如果缺少了那身盔甲和那辆风车，便会黯然失色。盔甲和风车本身并不可笑，可笑的当然是在正常的情景做出错误的事情。又如骆驼祥子，祥子之前冠以骆驼二字，非常巧妙地暗示出他的道具就是人力车。人力车（道具）――骆驼（形象）――祥子（人物）之间浑然一体，作为道具的人力车，在反反复复的“得到――失去”的波折中，也让作为人物的祥子从一个自强好胜的年轻人折磨成一具行尸走肉的骆驼。祥子和人力车因此而不可分。 　　道具，固然是细节，但是在某些作品，就是孔雀的尾羽，其光彩之夺目，几乎盖过了整个有机体。 　　安庆的小??《吴三贵的喇叭》，便是如此，其匠心所运，就在“喇叭”。 　　吴三贵，曾经是村委会的勤杂工，前前后后工作了二十年，临走时对喇叭的款款深情博得村长同情，摆摆手，喇叭抱回了家。两年后干起喇叭吹事，喇叭成为谋生的工具，并有机会在瓜英丈夫的葬礼上见到她。为了能帮助瓜英母女，他跑镇上、县里找政府，终于喜获助学捐款。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平淡无奇，而整部小说的叙事，更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始终保持匀速行驶。 　　在这一部不尽如人意的小说中，“喇叭”的魅力就凸显出来了。 　　喇叭贯穿在人物行为的线索中，作为人物出场的道具，喇叭与行为的关系决定了文章的叙事。喇叭是吴三贵的宝贝，得失之间，蕴含了人物的喜怒，有了祥子的影子，却不是祥子。祥子为了人力车殚精竭虑，而吴三贵得到喇叭有点意外，只不过是村长摆摆手。后来喇叭也被警察搞没了，也只不过是公家借用去宣传计划生育，不时还有小女警的客套。喇叭的归属并不像祥子那样死去活来，这样的地位决定了喇叭的故事决不会有如同生死的严肃与残酷。 　　意外之财不经意间发生意外之事，也就顺理成章了。儿媳生儿子，傻愣愣地吴三贵却急中生智，想起喇叭的优势，满村都能听见他喊儿子和接生婆。为了帮助瓜英，热心的他去镇上找政府，政府大门不让他进，他就放起喇叭大呼小叫，还惊动了警察所长。不合常理的效果来源于道具与行为本质的非融合性。正如暴发户和勤劳致富在对待钱的思维上截然相反一样，缺少融合也便缺少严肃。 　　小说的基调虽非绝对的严肃的，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会使人发笑，那么读了以后，这可笑可爱的人物又从何而来？这便是喇叭在叙述中的作用。喇叭是传播和散布消息的工具，是公共领域的产物，但吴三贵却把它用在了私事上，喊接生婆，或者把邻居老婆从玉米地里喊出来，或者进不了政府门就放喇叭，用错了场合的道具，就会有滑稽的效果。堂吉柯德的一身骑士盔甲装，还没等着人物行动，就有了滑稽的效果。道具与人物行为反差越强烈，越容易引起极端的对立。 　　喇叭没有使人物行为更加离谱，就是因为喇叭至少还没有完全脱离常轨，人物行为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喇叭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正式场合，乡村喜丧事中谋生。喇叭声大情不真，对于乡村丧事，喇叭所起的作用，本是要渲染悲伤的情绪，感情释放的助推器。丧事本身是大悲之事，但滴滴答答有节奏的杂响声，是的丧事所有的悲伤变成繁忙的招待客人，是一场演绎出来的大悲场景，实际却遮蔽了此在的悲痛。而对于放喇叭的吴三贵，是游离于这场悲伤之外的，感情也是中立的，眼前忙碌的场景和看电视差不多，最多是感同身受，而决不是身受感出。这样中立的感情扶正了人物可笑的形象，而没有流于纯粹的戏笑。 　　戏笑对吴三贵是一种贬损，他对人生的期待不是戏笑。他要热心地、一心一意地帮助瓜英，他认真地可笑。最认真的大事，莫过于和政府安庆见面。喇叭本来是吴三贵带到县里去的，但是没派上用场，喇叭的使用权受到了限制，更进一步规范了喇叭的严肃性。这个本来就不太离谱的道具又受到了新的制约，呼应了人物行为的正当性。或许作者用心良苦，喇叭一出场，人物就开始躁动，喇叭一收场，人物也就镇定地谈正经事。为了保有喇叭叙述的可笑的一面，安主任知道吴三贵也是闻听他的喇叭的故事，喇叭的道具作用，忽隐忽现。 　　“喇叭”的匠心所运，让这篇小说像孔雀一样展了一次屏，赢得一些呼声；同时，也如孔雀一样，落出难堪的屁股。 　　如果试图寻找这篇小说别的什么魅力，或许你就会感觉在剥洋葱，一层又一层，当剥去最后一层时，顿然意识到，原来里面一无所有―― 　　叙述的平滑和平面的人物“相映成趣”。 　　更让人遗憾的是，喇叭具有了一种反噬的力量，它甚至牵着人物的鼻子在小说中游走。堂吉诃德、骆驼祥子的道具是为人物服务的，可是，吴三贵竟像是为喇叭服务的，放喇叭的吴三贵似乎成了小说的真正道具。这不得不归根于人物灵魂的贫乏，换句话说，就是作者没有独到生命体验要寄托在吴三贵身上传达出来。他所要告诉读者的，不过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