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docVIP

　　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在近代 中国 的学术史上， 影响 极其深远。这一 理论 为我们掌握中国思想学术从古代到近代的 发展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从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诠释和改造，都或多或少地与章学诚的史学、经学 研究 以及章所继承和归纳的清乾嘉以来的学术精神，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当然，根据钱钟书等人的考证，章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六经皆史”的人，但章学诚毫无疑问是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1]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但要求对六经作一 历史 的解读，而且希望通过这一历史的理解，对经典本身的含义及其所阐述的“道”作出一种诠释。 　　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六经皆史”的提出代表了一个将史学与经学加以结合的企图。这一企图虽然在以前曾经出现过，但却是在清代的乾嘉学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章学诚的说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有关，因此有人将章视为清代学术的“殿军”。[2] 在章以后，中国的近代学人如清末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和民初五四的领导者胡适等人，都希望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历史的解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此看来，章学诚又是 现代 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先启者。 　　其次，除了上面的思想史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就章“六经皆史”说本身及其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作个别的专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倪文孙（David 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 The Life and Thouhgt of Chang Hsueh　cheng）一书，就是一例。这种专题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对中国思想传统认识和诠释的独特性。本文的写作，就是想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将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比较研究的尝试。 　　这一比较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从本质上是对古代经典的一种解释，与西方诠释学的起源，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二，章学诚解读经典的 方法 ，也与西方诠释学家如海德格和伽德默提出的诠释学理论，有思想一致的地方。这一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希图将经典的含义，加以历史的理解和处理。这里的所谓“历史”在西方语言文字中，也可以作“context”的理解。 一、经、史与道、器　　首先，章学诚对古代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六经，作了一种近似二元的区分，但同时又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一作法，表现在他所使用的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概念中，如“道”与“器”、“博”与“约”、“经”与“史”、“质”与“文”、“事”与“理”等。 自然 ，这些互相对照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宋明 理学 中已经有所阐发，章学诚的阐释，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并非独创。但是，章学诚对它们有一种新颖的理解，使得他的“六经皆史”说，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些对应概念的存在，在诠释学上有重要的意义，是诠释所以能成立的前提。在章学诚眼里，任何事物都有表和里这两面，而 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两面之间的联系。虽然他没有明言，但显然，为了掌握“经”与“史”和“道”与“器”之间的关系，需要依赖诠释的工作。　　事实上，章学诚本人提出和 分析 这些对应的概念，就已经是一种诠释。比如他引《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分析“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态度是，既然“道”是形而上的，因此“道”就不会存在于某一经典或几部经典中，而必然是人所无法轻易掌握的。他说： 　　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1] 　　他甚至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道”，企图觅得“道”之真谛，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所谓“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1](132-133)，就是企图说明这个道理。　　有了这个前提，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说法。他认为不但后人所谈的“道”离开了“道”本身，而且在遥远的古代，也没有专论“道”的著作。因此他对“六经”便下一个不同的定义，称它们为“史”或者“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在另一处，他又将“六经”比作“器”，“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其实，章学诚指出，孔子本人也并不这样认为六经能载道：“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皆其器之可见也。”[1] (132)既然六经并非阐述“道”的经典，那么人们如何认识“道”，就必须通过诠释，必须通过理解。 　　前面已经说过，上述这些有关“道”的说法，本身即是章学诚对经典文化所作的一种解释。通过这种解释，章学诚对他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