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冰心.doc

巴金、冰心 —— 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编者）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 　　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 　　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 　　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