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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1] /s/blog_60f25ed70102e8pj.html 范 可[2] 摘要：由于全球化的因素，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国际学术引起多方关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也因全球化的影响产生了新的问题。多民族国家应当在公民权的语境里来理解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自身所诉求的权利。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对权利的诉求反映了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因此，当政者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倾听来自少数民族民众的声音是多民族国家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最起码的要求。 关键词：公民权、少数民族权利、多民族国家、全球化 本文讨论公民权（citizenship）与少数民族权利(minority rights)。笔者的问题是：近年来，国际学界有关公民权的讨论能否为我们在理解全球化条件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提供洞见？公民权的问题首先确认的是公民的社会从属性；其次才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鉴于当今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对境内的少数族群实施一定程度的特殊的社会政策，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类事实上在公民内部造成资源配置差异的社会政策？我们知道，一些国家，尤其是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移民国家，之所以给予境内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关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些少数民族是为当地的原住民族，他们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少数族群作为当地原住民的先赋优势，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遭遇的不公，导致这些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有关少数民族权利（minority rights）论争。当然，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并不一定与中国的相关问题完全吻合。即便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少数族裔都享有同样的权益。而且，国家所认可的少数民族权利与少数民族自身所要求的权利时有不尽一致之处。然而，毫无疑问，不同国家所认可的少数民族权利，以及少数民族自身所申诉的权利中有一些是相同的。以下，本文首先讨论公民权观念的产生背景及其相关概念；其次，笔者将当今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作一般性概述；最后，我将讨论少数民族权利与公民权之间关系。本文的基本立意是：我们应当在公民权的语境里来理解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少数民族权利主要地来自少数民族自身的诉求，少数民族民众自身的诉求反映了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因此，当政者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倾听来自少数民族民众的声音是多民族国家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最起码的要求。 一． 公民权及其相关概念 社会学家特纳（Bryan Turner）指出：现代公民权由两类问题所规定，即：社会从属性（social membership）和资源配置（allocation of resources）。[3] 前者涉及一个人的集团从属性问题，并以此决定后者。因此，所谓的公民权具有排他性，只有那些“合法地”生活在一定界域之内者，才享有公民的权利。当然，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个国家之内的合法居住者未必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例如，拥有美国绿卡者与美国公民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享有一定的公民待遇，但有些权利他们不能拥有：不能参加选举和担任陪审员，凡此种种。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中外许多学者也注意到这样的问题，由于户口制度的规定，农村户口者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因此，他们是否具有完整的公民权？这对中国现政府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4] 一个公民享有同等资格的社会是公平的社会，而公平代表着正义。[5]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是两个相互争夺的概念。很清楚，公民权的内涵虽然与公民社会有所重叠和交叉，但公民权并不一定与公民社会有着因果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的出现与存在，的确为公民权增添了新的意义与内涵。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以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公民权”的议题。 [6] 其实，公民权所涉及的个人社会从属性并非公民社会的产物，但它的内涵与外延一定与时俱进。由于不同政体的存在，社会从属性在特定的国家里具有规定性。在全球化的当下，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已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认识。所以，任何国家的公民权都无法回避涉及到个人尊严、平等与自由这类社会公义的问题。此外，人类社会开始关注公民权的时期正值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秩序所认可的基本单位的历史阶段。因此，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当时的有识之士在讨论公民权时，完全无视国家境内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他们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理念， 更是对自其他文化、民族群体的蔑视。[7]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就认为，19世纪已降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实践，实际上与帝国主义在思想逻辑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质是对帝国主义理念的克隆。[8] 无疑，只有在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