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值膜人出庭制度研究下的应用.doc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5)对于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情况下如何运用证据以及证人庭前书面陈述的使用等问题，法律均无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第1款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的义务以及在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应负的法律责任。”如实作证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2条也作了相同规定，并要求证人作证前，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证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构成伪证罪。”但是，对于伪证罪的罪状标准和证明标准以及证人不如实作证应负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保证书制度在程序上不够完整，法律又没有规定与要式行为相关的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具体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在证言反复问题上，有关规范性文件并没有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有的规定甚至还不符合运用证人证言这种证据的基本规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证据学’的理论体系来看，这门学科尽管也涉及到证据的法律资格、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程序以及司法证明机制问题，但总体上讲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大量的逻辑、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混合知识，而少有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则的分析和归纳。这使得有关证据规则的研究在中国并没有与诉讼程序和规则联系起来，而流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据分析。” 归根结底，先行的证据规则在实践理性方面并没有对新的庭审模式给予必要的支持。 　　2、司法方面的原因 　　(1)公诉人对证人出庭作证存有顾虑 　　抗辩式审判方式的引入，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其他证据相比，言词证据具有容易受到干扰、带有主观性和易变性等特点，对言词证据的认定难度也较大，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有些公诉人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以前的证言，打乱支持公诉的计划，且难以及时应变，易造成出庭的被动局面，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可以避免出现翻证的复杂局面，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不提出申请甚至不希望关键证人出庭，也不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证人到庭。这种情况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比较消极 　　由于提供的证人住址、通讯方式等信息不准确，致使法院无法送达出庭通知，或者法院虽已经通知，但证人明确拒绝出庭等情况时有发生。在疑难案件中，尽管法官希望关键证人能够出庭作证，但多方原因造成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并非法官所能解决，加之结案指标的压力过大，有关刑事案件审限的规定以及不分案件大小难易、不分审级“一刀切”的审限管理模式不尽合理，都难以调动法官积极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就法官来说，当庭质证是一项十分烦琐的工作，而且需要很强的组织庭审质证和对提出反对询问意见作出判断的能力，因而宁愿在庭审后亲自取证，也不愿证人出庭作证。 　　(3)司法机关反复收集证言给证人造成心理压力 　　由于取证不规范或不到位，询问证人的针对性不强或各取所需等原因，侦控辩各方反复多次找证人调查了解情况，使证人产生思想压力或抵触情绪，不愿出庭作证。 　　(4)司法各阶段对证人的保护不够 　　证人担心结仇、报复自己顾虑重重，面对面作证则更有压力。而出庭作证要当众被询问姓名、住址等情况;司法文书改革后，常常出于证明的需要，将证人姓名甚至单位、职务以及所证实的内容在判决书中载明，由此，也导致证人容易出现侦查、预审时作证，但不愿出庭作证或出庭作证时改变证言的情况。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对证人的具体保护措施法律规定不够明确。 　　(5)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处理不够及时得力 　　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在裁判文书中列举证人的名字及其证言内容，证人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报复。尤其是对证人辱骂、骚扰、威胁等影响日常生活安宁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在事前尚无有效的措施予以制止和处罚，只有打击报复证人产生了一定后果，才主动进行追究。 　　3、证人自身方面的原因 　　(1)证人因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出庭作证是其法定义务 　　有的证人法律法规知识了解太少，根本不知道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的虽然知道，但认为不出庭作证也不犯法。公民对依法作证的义务认识程度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且受中国厌诉、畏诉的传统心理的影响，常常不配合司法机关取证，更不愿出庭作证。接到人民法院的出庭通知，往往能推就推，即使被迫出庭作证，也只是无关紧要的说几句，对关键事实避而不谈。 　　(2)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