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3011053.docVIP

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徐安琪 叶文振 本研究以对上海500名父母离异的孩子及其家长、班主任定量研究的分析结果，支持了西方学者的“有限影响说”，即婚姻破裂虽对学龄子女的生活福利、学业、品行、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有消极影响，但其负效应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推测或传媒所渲染的那么严重。不少孩子在家庭变故的挫折经历中成长、成熟。文章还用因素分析法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多变量进行复合测量，并通过建构模型分析了制约离婚代际后果的主要因素，发现离婚后父母对孩子是否尽职最具解释力，而建立无歧视性的学校社会环境等也将明显地减小父母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离婚对孩子的伤害 有限影响说 父母责任 作者徐安琪，1947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叶文振，1955年生，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综述与评估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离婚率的迅速上升，有关父母离婚与孩子福利关系的探讨也日趋活跃，形成了主要由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者参与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概括起来，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是估计父母离婚对婚生孩子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二是对其影响予以理论解释。众多研究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是“严重影响说”，认为父母离婚将对孩子产生深远的伤害(Krantz, 1988)； (Emery, 1988)。 持“严重影响说”者较多地证实，父母离婚对孩子生活和发展机会的负面影响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长久的 (Amato and Keith, 1991a)。与一直在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成年人相比，孩提时候经历过父母离婚者的教育背景比较差(McLanahan, 1985)，收入水平比较低 (Hill et al.,1987)，也有更大可能依赖于福利制度的帮助 (McLanahan, 1988)。他们对所出生的家庭更多地持负面态度，并对离婚更加宽容，或产生不结婚的意识(Tasker and Richards, 1994)。这些孩子还有更大的可能在婚外生育孩子 (McLanahan and Bumpass, 1988)，或更多地遭遇婚姻的失败或成为单亲家庭的户主，而这又往往导致心理健康的日益恶化(McLanahan, 1988)。此外，性行为提前、有更多的性伙伴或婚前同居以及中断学业等非传统的行为更多地出现在父母离婚的成年孩子身上 (Furstenberg and Teither, 1994; Webster, et al.,1995)。一项对美国孩子的全国抽样调查 (The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 NSC)中的1147个1965-1970年出生（即18-22岁）年轻人的追踪资料，证实了父母离婚的影响不是暂时的，即使到了一﹑二十年以后对孩子仍有消极作用，它表现在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不佳﹑较高概率的行为问题、高中逃学以及有更多的人接受心理方面的帮助 (Zill, et al., 1993)。 美国学者阿莫托和基思利用文献系统分析法对92个前人的研究（涉及13000个孩子）进行再分析，表明70%的前人研究都发现父母离婚孩子的福利低于生活在结构完整家庭里的孩子，其差别大约为自1/8至1/5的标准差；父母离婚和孩子福利的各个测量指标之间也都呈现负相关，其中对孩子的行为表现和孩子与父亲关系的负面影响最严重，而对孩子的心理调适和自尊等心理方面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一结果显然与“有限影响说”相接近。他们通过对众多研究的比较分析，得出不少具有学术和政策双重意义的结论(Amato and Keith，1991) 1﹑样本性质和规模 除学习成绩和自尊以外，父母离婚对分项指标影响的程度与样本的性质有关。用临床和随机样本估计的影响比志愿者样本严重，而样本的规模只和孩子的社会调适以及与父亲的关系显著相关，容量越大的样本，所估计出来的父母离婚对该孩子福利分项的负面影响也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大样本与小样本相比，其差异性要大得多，进而减弱了相关性。 2﹑测量指标和方法 用单一指标测量对孩子的学业、行为和与父母关系的影响大于多项目测量的估算，而且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分析模型是否把一些相关的变量控制起来。在控制模型中，离婚对孩子学业的影响只有非控制模型所估计的一半；相反，父母分手给孩子的心理和社会适应带来的障碍却比非控制模型的分析结果严重得多。而差异最突出的是离婚对母亲与孩子关系的影响，控制分析结果由原来非控制估计的负影响变为正相关，表明一旦把社会阶层和其它相关的变量控制起来后，解体家庭中的孩子往往和母亲保持良好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方法越先进的研究所估算出来的父母离婚孩子与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