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宅法的变迁及其启示.docVIP

　　家宅法的变迁及其启示 　　加拿大的魁北克（魁北克民法典第401条及以下各条）也规定了家产制度。 　　四、我国学者对家宅法的介绍和研究 　　我国20世纪30年代起草民法典的时候，仿照日本民法，没有规定家宅制。但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介绍了美国、德国等的家宅制度（当时称为家产法）。并认为只有这一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和住房权益。前面提到的民国学者孟普庆就认为，各国家产法的基本目的是“保证耕者有其田，确立自耕农制度。”但是，“土地法（指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的旧土地法）最小面积单位之规定，绝非同于各国家产法之作用。故于土地所有权之分配问题，毫无关系。”而根据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论，“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农民问题最后之归宿。”“本土地法为依据中山先生民生主义而制定，则一面固应限制国民有最高额土地所有权，一面更应确定国民有最低额土地所有权，一般过小农及佃农得以维持最低之生活，而实现耕者有其田之政策。顾现在如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纯在确立土地最小单位之适用面积，并非确立土地最小单位之所有面积，实未合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本旨。”因此，作者认为，“将来不欲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则已，如欲解决之，则非从确立土地最低额所有权之分配，以创立自耕农制度不可，其最和平之政策，则非有颁行类似德美法诸国所定家产法之律令，不足以补偏救弊也。”著名民法学家史尚宽晚年在 台湾 出版的民法教科书里对瑞士的家宅法也有详细的介绍，但对是否引进没有明确意见。 　　在大陆，1949年之后长期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直到徐国栋先生《绿色民法典草案》的出台。徐主张在我国民法典中设立这一制度。其理由是：“家宅作为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对每个家庭成员意义重大。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依赖父母居住和生活，父母对作为家宅的房屋的处分，事关他们的未来。近几年发生若干起父母作为所有人随意出让、出租家宅，造成未成年子女无屋可居甚至流落街头的极端事件，足以说明家宅是共居人共有的利益，不能由所有人不负责地处置。也有所有人随意出让作为家庭居所的房屋后，将金钱挥霍一空，制造社会救济对象，给国家或社会增添了负担。因此，本民法典草案专门规定家宅为特殊的财产。”这和本文的主张有很大的差别。徐氏草案的规定也主要仿照瑞士民法典。 　　五、家宅法对宅基地制度重构的意义 　　家宅制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大意义是对宅基地制度的改造。在我国的土地制度史上，宅基地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悠久的 历史 。当前，宅基地取代税费成为 农村 的首要问题。一方面，由于国家规定，农业用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享有一定期限的承包使用权，而宅基地则可永远占有和使用，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的时候也会得到更多的赔偿。因此有些地区的农民家庭就想方设法占用超标的宅基地或者盖上尽可能多的房子（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就出现过这个问题）。这导致一些地区农业用地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和“新农村”建设、房地产开发中，农民的宅基地被迫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其财产权益遭到粗暴的侵犯，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居住权益和生产生活的安宁。因此，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农民群众要求改变农村宅基地不得直接上市交易和流转、必须按照法定途径转变为国有用地后才能上市的传统政策，放开农村宅基地的自由交易，让农民获得更多的直接利益（如房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宅基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问题。还有学者指出，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甚至定居的越来越多，其在农村的宅基地有许多处于闲置的状态。从地尽其用的原则出发，也应该允许宅基地的流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宅基地制度的形成，是因为在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下，农民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因此国家允许农民无偿占有和使用宅基地（即使在土地全部收归公有之后，这一政策也没有改变）。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手段，宅基地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如果允许宅基地流转，将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稳定。因此应该坚持传统的政策。 　　本文认为，宅基地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在解决思路上的重大分歧，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还不完善，对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不力，这要期待整体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物权法的实施；本文不多赘述。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农民群众和学者对宅基地的定位和作用认识不清楚，因此才会主张宅基地上市。 　　首先，按照国家和有关省市的规定，宅基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其面积始终都是有限的。指望通过郊区宅基地的上市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既于法无据，也不切实际。一些大城市郊区的小产权房都是占用大量耕地建造的。小产权房的禁而不止，根本原因是当前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中存在诸多侵害农民权益之处，以及城市房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