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docVIP

　　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 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 四川师范大学王川论文联盟.L.cOm同志近著《西藏昌都近代史研究》一书，是一部关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的专题研究，既是作者近年来潜心研究昌都的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心得之作，也是作者根据他在四川大学博士后研究的工作报告修订而成的专著。 　　我们知道，我国广大的藏族分布区域，按传统主要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部份。这最初是按照藏语中讲这三种不同方言的人群的实际状况而划分的，后来亦因此成为区域的名称。其中的康，是藏语喀木(拉丁文转写为Khams)的音译，其范围大体包括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即现在简称的康区三州一地地方。康区在历史上并无固定不易的疆界，但从今日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以至西藏的昌都地区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整个康区，地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向二级地形阶梯的转折带上，其自然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西北通向西南地区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来往迁徙的通道，故有民族走廊之称。又由于康区位于卫藏东部边缘，使之成为汉藏两种主要文化最先接触和交融的地带。交通链条的连接，经济贸易的频繁，多种文化的互动，使康区成为我国藏族聚居地区中的一块独具特殊历史地位与多元文化价值的地区，此亦即清代人认为治藏必先安康的所在。 　　近代以来，由于国外势力的侵入，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份子极力挑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康区的地位便在我国西南边疆日益凸现出来。其中，昌都地区与康定地区(今甘孜州)两处的地位尤为重要，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都不断从这里爆发出来。解放以来，中央十分重视康区。我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稳藏必先安康，朱镕基同志又指出安康必先通康，即此之谓。 　　昌都地区，自清初雍正四年(1726)，在中央政府主持下由川、藏、滇三方官员参与共同勘定了界线，明确了昌都一带归属西藏管辖。但昌都地区的昌都、察雅、类乌齐与八宿等四大呼图克图以及一些土司、头人仍享有相当的地方宗教与政治特权。清末，鉴于外国势力加剧对西藏及其它藏区的侵略，清廷决定以昌都为驻藏帮办大臣的驻所以加强控制。但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赴昌都途中，暂住四川巴塘屯垦练兵并限制寺院势力时，导致了1905年当地寺院及土司的动乱。凤全一行50余人全部被害，即当时所称的巴塘事件。是年，清廷派干员赵尔丰等赴康平息此事。接着于1906年授赵氏为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进一步经营康区。1908年，又任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氏以武力为后盾，将昌都及川边一带的呼图克图及土司的权力一并收归朝廷，进行改土归流。同时，又将雍正年间划归西藏管理的昌都地区若干宗(县)一并收回。赵氏的这些作为其目的在于抵制外力与巩固边陲并拟最终在康区建立行省(当时已拟名为西康省)。这可谓是当时清廷在处理西南边疆危机时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后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统治，这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此时，在外国势力的策动下，西藏地方政府却发动了所谓的驱汉事件，不仅赶走了清廷驻藏的官员、清军乃至内地居藏的群众，拒绝民国政府驻藏的官员入藏，而且还派藏军东进，逐渐占据了昌都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攻占了金沙江以东川边的一些地方。1918年的民七事件，藏军终于攻占了类乌齐、恩达、察雅、昌都等地，从而昌都地区全部为西藏地方政府所控制。因此，可说民国政府对昌都地区的直接管理此时即告一段落。按常规说，无论是清朝或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和川边政府都是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级地方政府，它们所管辖的区域都是中国的版图，它们之间的一些纠纷，都可置于内部的同一平台上加以解决。但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当权者却受外国势力的影响，甚至挟洋自重，置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于不顾，一再驱使藏军东进，力图进一步扩展实力，占据更多地方，起到了破坏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不良作用。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民国时期川边管辖的康区时名川边，时称西康，是一个准省级行政单位。直到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为巩固大西南后方，南京国民政府乃于 1934年明令成立西康省建省委员会。经过几年筹备，西康省于1939年正式建立。此时，西康的区域除康属而外，还将四川所属的雅属(雅安地区)、宁属(西昌地区)两地一并划入。这里所说的西康省的康属实际上包括两个部份:其一为金沙江以东的直接控制区；其二为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只是由于昌都地区自1918年受制于西藏地方政府以来，直至1949年民国时期的告终，从未能接受西康省的管辖罢了。正因为昌都地区一直是西康省的一部分，故1950年解放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