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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 　　吴经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早年治律，得享声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灵修；晚年授书，奔走于东西文化。其业其学其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宗饶堪回味的学术个案，透显了法律、法学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呈现。本文截取吴氏尽弃法学转皈灵修一节，述其梗概，铺陈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学的品格为线索，着力分析导致吴氏遁入耶门的原因，并由此伸展开来，探索所谓“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的意味。须再坐冷板凳，可他那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吃教科书的营养发育，真要别门立户，尚待培养，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因此，他可以将租界的案子打理清楚，立法院则万万玩不转。可是，既无需“评职称”，亦不用为五斗米奔走于市，那么，离开了冷板凳的法学家没有进一步付出脑力的压力和动力，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这样说，终究失之于浅，不足以深切触及先辈的心思，也太有点以小人“那个”君子的意思了。这里，实际上牵扯到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品格问题。通常而言，法律作为规则，是事实的写照，而以生活本身为蓝本，“观俗立法”因而成为一般的通则。生活已然具有一定形制，益且相当稳定，才能凝练而为规则，抽象以为一般通则，然后再以此规则、通则网罗事实，组织生活，增益人生。所谓盛世修史，治世用典，其反面自然是乱世何言法制，烽火连天之下哪有笔墨伺候的可能，如西塞罗所言，“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inter arma silent leges）。道理甚为显明，乱世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自亮肌肉、凭盒子炮说话，恰恰是不要法制。所以梁漱溟先生早有先见之明，慨然既是要“革命”，当然就不需法制，人家那边厢大讲特讲宪法宪政，当然都是打埋伏贩假货卖水货，跟着瞎起什么哄。⑩ 再说，遽聚遽散的生活无法凝练、积淀为一般的事实，不成形制，哪里会有规则的立基之处。的确，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处大变革时代，未容法律置喙，生活早已自作主张，无形制可觅，自然无法制来“原形”。此时亟需治军，而非治律。法律靠边站，法学自无用处，法律人偷生隙中，至多是个边缘的摆设。因此，不幸但却真实的是，每当家国危机深重，祸乱频仍之时，恰是诗思忧结，发为歌咏之际，家国不幸诗人幸。而包括法学在内的一般学术，则非赖“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否则无以为措。退一万步讲，若连一张书桌都安放不下，怎么做学问，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八十年代，已故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曾谓，今后一阶段将是中国法学家的黄金岁月，也正是看到了社会－文化转型渐趋形制，踏上正途，转入常规，乱而后治，而此“治”正是工商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亦即法律文明秩序，因而必有法制即将登场的大势。吴经熊那一辈法学公民，怀济世理想，拥治世之具，却恰恰逢当乱世。此一乱世又非一般乱世，而是我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也！经此一变，中国从传统小自耕农为基础的帝制时代，一去不回头，顿挫间迈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主法治新局面。此种社会－文化转型，艰险备至，充满惊涛骇浪，真正是“历史三峡”。 11 而其历程，至少以一、两个世纪为单位计算。在此长程革命中，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悉予打碎、变组、搭架子再来。以政治革命和武装争斗为表，生活常常于旦夕之间剧变，无以凝聚成一定形制，还未来得及细看，它已经又变了，无法构成规则赖以立基的事实。12而欲在此基础之上搭建规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实在是事情本身如此，非人力所能控制，况乎法制。这一切，均源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吴公岂能不知，又岂会没有切肤之感受。事实上，在一篇“微言大义”式的短论中，吴氏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19素，它是至一”。23 而他的“心智面貌的主要特征”，如其自述，“乃是谐调彼此矛盾的东西的持久倾向……通过谐调，人就超越于不谐调的世界之上。”24至此，似乎，藉由放弃，放弃最具现世性的法律和法学，他获得了精神世界的“至一”。——可能，这是一种更为勇敢的面对；至此，似乎，藉由“至一”，他“超越了东西方”，这一不谐调的现实世界，而获得了精神的安宁。的追求和正义的实现原本就是同一个过程，而自然法和实在法更可以简化为本源与流变、目的与手段的和谐关系。但是，最为吊诡的是，这一切内在的预设却源自一个更为内在也更为外在的预设。正是这一最为内在也最为外在的预设，使得吴氏的那个超验的法律理念王国，毋宁只是创作者本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