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史写作体例摭谈.docVIP

　　汉语新文学史写作体例摭谈 汉语新文学史写作体例摭谈 　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提法起，20多年来关于新文学史编写的问题一直倍受关注，话题不断。种种热闹中，文学史写作的体例、框架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却很少被重视和深究。然而正如陈平原所说：凡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体例。所谓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不能等闲视之。甚而言之，著述体例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史家眼光、趣味、文化立场的反映和折射，也反过来限制着史家的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之所论文联盟.L.以成就不高，创新缓慢，原因之一就是受制于僵化、陈旧的著述体例。因此，从写作体例的角度考察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情况，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或许不无价值。 　　一、新文学史体例的形成与固化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陆续有一些新文学史教材出现，但完整意义上的新文学史编写是从建国后开始的。1950年5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作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事实上是构筑了此后新文学史写作体例的基本范型，即文学分期加三板块(文艺思想论争+文学体裁+重要作家作品评述)。在上述课程草案的指引下，陆续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1953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等教材型的新文学史。这些文学史都遵循了文学分期加板块式组合的基本体例，只不过此时主要还是两板块(文艺思想论争、文体分类)，作家论还没成型：王瑶的《史稿》就没有设置作家专章，即使丁易那种较突出作家评述的写法，也只是单独为鲁迅设置专章。1956年起，高等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统一教材，先期推出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中的第九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1919－1949)，这个部分创立了以作家为基本叙述单位的体例样式，它让鲁迅分前后期独占两章，给郭沫若、茅盾等几个重要作家都立了专章，次要作家则占据一节，再次一点就若干人合用一节。1958年以后，时兴大学师生集体编撰新文学史教材，又出现了一种30年一贯制，不明分时期也不分编，以文学运动、作家作品为视点设置章节的写作体例。50年代的这些新文学史教材所形成的述史体例与框架影响长远，迄今为止依然是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史著和教材最基本的写作样式。 　　新时期以来，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调整逐渐引发了新文学史编撰的变革，由此出现了一 些写作体例方面的尝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分期上的去政治化，二是三板块结构模式的松动。然而，变革是缓慢的，体例方面的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新文学史教材仍然简单地沿袭着分期加三板块的体例。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撰史者缺乏个人独立的文学史见解，撰史者的模仿之风或是对体例问题的轻忽，等等论文联盟.L.。钱理群等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新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水平，但它在体例上还是沿袭分期加三板块的传统模式。所以王瑶先生指出它在体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对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并认为这些弱点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是有待今后创新的重大课题。这里，王瑶先生指出了新文学史体例的陈旧、僵化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有所期待。1993年，谢冕在一次关于理想的文学史框架的讨论中大发感慨：目前流传的文学史模式来自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那里传出的气味与活泼的思维无关而刻板和琐碎却是它的特点。我们从那里看不到历史的流动和它的整体感，文学史仿佛是一座神殿，摆放着一尊一尊大小不等的偶像，那里甚至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出版，它在体例框架上一仍其旧，著者对此有如下辩解：在我们看来，近十年来，尽管学术界在突破现有文学史结构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在现代文学的性质、范围、迄止、分期，以及总体特征、发展线索上，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大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而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或许道出了一个实情，即历经多年的实践之后，新文学史编写体例、框架的突破仍然困难重重。 　　所以，迄今以来，我们实践最多的是条块式的编排组合。它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和作家作品为中心，对原生态文学历史进行选择和处理。这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最常见并且相当成熟的一种述史模式。这种体例模式当然有其优势，如比较突出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眉目疏朗便于教学等，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不适于还原文学现场，也难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