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策略.docVIP

　　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策略 　　我国排放技术基点低，在我国完成减排成本也比较低。我国参与碳排放市场似乎是合适的，对自身环境建设也有利。但我国参与碳排放贸易仍须慎重，如果过多介入交易市场，接受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可能在未来谈判中被发达国家制擎，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下一轮减排谈判已经开始，我国在此轮谈判中利益 问题 将受众多因素制约。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发展 中国 家没有减排义务，为我国赢得10多年较好发展时间。 研究 结果担忧后京都 时代 ，即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鉴于我国碳贸易不加约束造成国际产业转移带来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我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将与日俱增。利用《京都议定书》1-2承诺期对发展中国家无减排义务的有利安排，我国应慎重参与国际碳贸易，在合理有效利用碳贸易带来技术与资金转移前提下，重点加快后期谈判中碳贸易与本国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建设。 　　 　　循环经济条件下我国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策略 　　 　　合理处置市场机制与政府作为的双效作用 　　《京都议定书》建立在市场规则的“灵活机制”值得我国在参与碳贸易过程的注意，政府应当在碳贸易与产业转移中有所作为，防止陷入市场机制过分侧重短期利益而陷入长期环保压力的困境。《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结构性创新是建立了多种以市场配置为主导的新机制。利用市场力量来决定如何及在何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即允许发达国家间通过贸易排放额度来实现减排目标，以保证最经济的减排选择；清洁发展机制（CDM）则从市场作用鼓励发达国家排放者通过诸如投资于清洁能源项目等方式来参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允许国家之间转让或联合最初规定的排放限额数量（欧盟通过排放额度联合使用，形成单一跨国排放目标），从而调整在《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 　　构筑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从全球利益角度《京都议定书》符合全人类整体发展需要，中国的国际责任和自身利益都要求尽快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协调，根本上取决于 社会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长格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路径相似，都是以资源消耗为动力、以严重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循环经济与可持续理念证明此类模式有悖经济 规律 ，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兼顾人类全体利益的和谐发展，而非满足一国利益的、摧毁环境为代价的、自杀式的发展。 　　协调社会价格体系与生产成本的约束机制 　　建立循环经济面临诸多制约，主要是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循环型生产环节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废弃和排污成本。 目前 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循环经济效益难以体现。因此，要加快构筑社会价格体系，政府通过有效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 自然 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引导国际技术与资金进入循环经济产业，从而初步解决影响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同时环保管理部门通过提高排污标准和制定消费环节废弃物收费标准，以环境监管约束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废弃成本与排污成本，初步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 　　有效处理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关系 　　清洁发展机制（CDM）在引导技术与资金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有巨大潜力，短期内我国参与国际碳贸易仍有一定实践意义。但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过程中，对我国提出巨大挑战。我国能源贫乏且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和设备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按照循环经济我国当前重点是调整能源结构，从“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循环经济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相应就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处理碳贸易与调整能源结构的关系，必须把握循环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前提。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