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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不过去的宪法监督 绕不过去的宪法监督 2012年3月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一份关于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议案引发关注。议案提交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认为，有必要建立包含宪法解释制度在内的多样化的宪法实施制度，通过解释宪法，保障宪法的稳定和发挥宪法的实际功效。 　　现行（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责，但三十年来，并未有过具体的宪法解释。 　　现行《宪法》颁布后，随着《宪法》的实施，关于宪法实施.L.与宪法监督制度应当如何激活的话题开始兴起，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从未停息。 　　早在1982年宪法制定之初，宪法监督制度曾作为宪法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到修宪者的视野。参加1982宪法制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已故教授肖蔚云在其生前出版的《宪法学》一书中回忆到，许多同志提出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由法院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讨论是否设立宪法委员会，并有多种方案被设计出来，但这个委员会最终未能设立，留下无数讨论、研究和争议。 　　 　　设计宪法委员会 　　实际上，1954宪法第27条有过同样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事实证明，这个条文最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在1982宪法制定过程中，就不停有人提出，这部宪法能不能防止文革？长期在彭真身边工作、亦参与1982宪法制定的顾昂然回忆，在宪法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人提出，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为什么发生文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老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1980年9月10日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陆续接到各地群众就宪法制定提出建议的大量信函，其中就包括保障宪法实施方面的内容。 　　比如，江西李平建议，在宪法中要有规定保证宪法实施的条款，内蒙古王建彪建议，设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情况，并有权宣布违宪的政策、法律、法令为无效。 　　9月1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成立并开始工作，许崇德是成员之一。9月22日，秘书处部分成员就宪法结构问题的讨论中，就包括监督宪法的实施。 　　许崇德参与的是国家机构这一章的起草。我们当时考虑，美国那种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模式不合适，应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来作为宪法的监督机关，我记得当时参考罗马尼亚的宪法搞了宪法委员会。 　　许崇德说，秘书处在1981年1月底2月初起草了《宪法草稿》，自2月20日起，又花了9天时间讨论，至2月28日，搞成一个《宪法讨论稿》。与《宪法草稿》相比，这个讨论增写了第五章，共计六个条文，专门规定保障宪法实施和宪法修改的内容。 　　后来，又相继形成了4月1日的第三次讨论稿，4月20日的第四次讨论稿，5月1日的第五次讨论稿。 　　在对第三次讨论稿的讨论中，对前述准备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有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提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可以拟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第二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许崇德说，多数人倾向于第一方案。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参与了《彭真传》的撰写，据他回忆，在查阅档案时，他发现了当年设计宪法监督制度的四个方案，而这四个方案的抄录者正是许崇德本人。 　　档案显示：除上述两个方案外，还包括第三方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法律、法令、其他法规以及国家机关、中央的国家机关领导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行使监督权。 　　第四方案则是，将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常设委员会）。 　　但后来的讨论稿与这个方案相比，又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之前。 　　宪法委员会被赋予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刘松山分析道。 　　不过，分歧明显出现了。有人提出，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其权力应该是最高的，再设一个与它 地位平行的机关，不合适。这样的机关实际上也很难起作用。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宜低于人大常委会。 　　与此相匹配的是，秘书处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委员会，协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但是，事情随后又发生了变化。到了1981年8月3日.L.的讨论稿中，突然没有了宪法委员会的规定，与此同时，该稿在列举全国人大职权时，加上了监督宪法的实施，将宪法监督的职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峰回路转的是，在两个月后的1981年10月31日，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