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docVIP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随着文学观念的重要变化，我国传统文体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编纂《咸阳碑刻》 （与曹 发展 合编，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过程中，越发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其中，《唐薛元超墓志铭》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方墓志与以往作品有很多差异，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突破和超越。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墓志铭，不过是“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 （龚自珍《说碑》） 的文字。故其为文，大多略叙生平梗概，期冀后人识其墓址，凭吊纪念而已。当然，墓志铭毕竟是带有史传性质的文字，其用笔往往与传统的文风多有契合: 时代 文风是散体，它也是散体;时代文风是骈体，它也是骈体。南北朝至初唐的许多墓志铭，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到中唐以后，墓志铭又多用散体文章。这一现象，我们编著的《新 中国 出土墓志·陕西卷·壹》和《咸阳碑刻》中不乏其例。为了表现作者的文采风流，墓志铭大都有承袭《诗经》特色，出之以四言韵语，风雅蕴藉;辅之以骚体文字，孤怀冥搜。《咸阳碑刻》中的《唐兰辅墓志铭》、《唐窦德藏墓志铭》、《唐曹钦墓志铭》等，显然是仿照《诗经》之风、雅、颂章句形式。而《武周庞同本墓志铭》、《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铭》等，写的就像一首骚体诗。其字数比《楚辞》中的《山鬼》或《国殇》还要长。但是，不论如何模仿，这些碑板文字对传统散文、骈文以及《诗》、《骚》来说，不过是取其皮毛，拾其香草而已。《庞同本墓志铭》:“混元俶落兮见乾纲，正气氤氲兮兴帝王。股肱出兮政惟良，俗邕熙兮咏乐康。有姬文兮代必昌，锡繁胤兮胙庞乡。盛德有后兮为龙光，子子孙孙兮福无疆。”既缺少《离骚》、《九章》那样带有哲思的哀怨，又缺少《九歌》、《九辩》那样带有文采的深情。唯有歌功颂德、耀前光后的意思而已。《冯晖墓志铭》的铭文虽长，依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的窠臼。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墓志铭多为代笔，作者很难像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那样投入杜鹃啼血般的情感从事写作，因而，这类铭文很难表现出应有的深度，达不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那样的写作心态。阅读古人墓志铭，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陈辞滥调，因袭不绝。大多情况下，作者常用荒烟野露、寒林衰草烘托坟茔的凄凉景象。如果偶一用之，还略见新意，但篇篇如此，则味同嚼蜡。没有真实的感受，只能在文字上翻新花样， 自然 不能与《诗》之比兴同日而语。加之墓志是“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的文字，虚美之辞、谀墓之嫌便不可避免。很显然，这些体例上的、人为的因素，造成了墓志铭这类文章和文学的界域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诗人学者介入墓志铭的写作，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变。其中，由南朝流入北朝的庾信的墓志铭的写作，最引人瞩目。他的《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哀伤吴明彻北伐困辱，客死他乡，在行文中寄寓了很深的身世之感，具有诗人的情怀。他的《周宇文显和墓志铭》，则显示了史家的笔法。唐人令狐德棻等撰写的《周书·宇文神举传》，所记宇文显和与魏孝武帝关系的一段文字，和《宇文显和墓志铭》的字句几乎一样，明显地取材于庾信的这篇文章。不仅如此，新出土的北周墓志，有不少模仿庾信，如《北周柱国谯国公夫人故步六孤氏（须蜜多）墓志铭》有这样的话:“夫人别离亲戚，关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忧;猿鸣三声，沾衣无已。”就很有庾信风味。因此可以这样说，庾信所写的墓志铭，其文学笔法对北周人的 应用 文写作的确产生一定 影响 。可以这样说，庾信是让墓志铭这一应用文体真正走进文学苑囿的开山鼻祖。而促使这种文体在文学苑囿独立生辉的则是中唐大诗人韩愈。关于这两位文学大师的成就及其 历史 地位，学术界讨论得已经非常深入，这里没有必要展开赘述。我们所关注的，是从庾信到韩愈这二三百年发展演变的若干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崔融的《薛元超墓志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唐薛元超墓志铭》的作者是崔融，初唐“文章四友”之一，曾著有《崔氏唐朝新定诗体》一书 （参见张伯伟辑校《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 教育 出版社1996年版） ，其于律诗格律的奠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旧唐书》称“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由此看来，他把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了诗文创作上，赢得了时人的广泛尊重。薛元超的事迹，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但比较简略。崔融的《薛元超墓志铭》则详尽记述了墓主的世系、名字、爵位、行迹、年寿、卒葬日月、子孙大略和葬地等事项，不仅字数倍过于《旧唐书》，更重要的是，崔融的文字对以往的墓志格式有明显突破。与其说是墓志，更不如说是一篇形神兼备的史传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描写，生动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