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docVIP

　　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罗素曾说过：阅读哲学之后，我仿佛感觉到由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多彩多姿的新世界。我没有进山出谷的亲身体验，但对罗素那种豁然开朗的欣然之感还是能领略几分的。鲁一士(J.Ro-yce)说得好，哲学家应当追索的，乃是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有深度的哲学著作之所以扣人心弦，使人顿生解脱之感，就在于有这种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它们具有一种神奇的启示作用，激发人的思想火花，使人在倏忽洞明的一个新世界里神驰意游。感谢《读书》编辑部惠寄一本新出版的德国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H李凯尔特的名著《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使我一享先睹之快，并有机会将读书得到的启示，调理成文，奉献给读者。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断言：全部哲学都随着黑格尔体系没落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又被称为科学的科学，黑格尔体系既是它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是它没落的标志。哲学史的事实证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确实是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哲学却不会没落，也不会被实证科学所代替。在旧哲学涅的圣火中诞生了新哲学，这些哲学不再把眼光只朝向无生命的自然，也不再把自己的标杆只停在摹写和反映自然的水准上。 　　从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文明的过渡，其最本质的变化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十六世纪是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降下帷幕的，而培根则以这样一段话拉开十七世纪的序幕：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份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这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进入十八世纪，康德却以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公开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他断言，对象意识的成立，取决于自我意识，对象要符合我们的直观能力，这是人在认识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他断言，人是目的，任何财富珍宝都代替不了人，道德使人超出一切自然物之上，这是人在实践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梁启超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十九世纪就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在起伏嬗递的思潮之中，新康德主义尤其引人注目。提到新康德主义，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它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并本能地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流派划上等号，这兴许是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哲学史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说新康德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论，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许把他们说成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相对抗，会更合适一些(其实也不尽然)。这股思潮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力图恢复和突出在康德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思想。它在思想史上起了一种桥梁作用，这座桥梁把康德和本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家联结了起来。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八九九年问世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新康德主义的价值。 　　新康德主义者都称自己是康德世界观的使徒，并坚信自己永远是康德的真正传人，但他们也和其它任何学派一样，对自己宗师的学说加以修正补充，希冀灌注给它新的生命，因此，不免各有所持，门派分裂。在康德的旗帜下，马堡学派和巴敦学派就发生了这样的分裂。马堡学派认为新的哲学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托普(Natorp)说：我们是把作为哲学对象的自然、把自然科学的自然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哲学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拼写出经验。他们致力于寻找科学的先验逻辑结构，寻找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根源就是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的普遍联系，但又是先于自然的人的知识的先验形式，它们极其类似柏拉图的理念，那托普声称我们力图用柏拉图来深化康德，其原因皆出于此。 　　自然科学能否代替哲学？理念能否代替现实？巴敦学派和马堡学派相反，作了否定的回答。巴敦学派的文德尔班把哲学喻之为莎翁悲剧中的李尔王，把自然科学喻之为李尔王的诸女儿，李尔王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女儿，自己却只留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如果自然科学真能代替哲学，那么，哲学除了束手待毙，没有别的出路。这种命运当然不是巴敦学派所希望的。巴敦学派指责马堡学派的泛自然主义，指责他们把伦理学和历史自然化。李凯尔特指出，他们认为理念就是现实；而且，由于理念是一般的，是与处处特殊的、个别的而其实本来并非真实的感性世界相对的，因此个别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只有一般的东西，因而反映理念的表象，才是真实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8页)。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专门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直接所与的、内在的感性世界，它的任务仅仅在于模拟这个世界。(第29页)这样，科学只能起